边政与财政边疆治理视域下的清代茶叶边销模式

边政与财政：边疆治理视域下的清代茶叶边销模式

何 强

(湖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湖北 武汉 )

摘 要： 清朝政府因地制宜，因俗而治，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推行了茶马贸易、陕甘茶引、以票代引、四川边引、部票贸易等五种不同的茶叶边销模式。五种茶叶边销模式的茶源地、茶叶种类、经营主体和课税标准差异明显。茶叶边销是清政府治边的重要策略：一方面，清政府通过茶叶边销征收茶税，增加财政收入，为其治理边疆提供财政支持；另一方面，清政府充分利用市场的力量，通过茶叶边销降低其治理边疆的成本。此外，茶叶边销还促进了内地和边疆地区的商品交换，推动了边疆牧区土特产的商品化，推进了内地与边疆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历史疆域的稳固意义重大。它促使清代边疆地区形成点、线结合的贸易网络，推动了清代边疆城市的兴起与发展，从而塑造了清代边疆地区新的城市空间分布体系，奠定了后来中国边疆城市发展的基本格局。

关键词： 清代；茶叶边销；财政；民族交往；边疆治理；统一多民族

茶叶边销是清代内地与边疆地区之间的一种重要经济交往形式，是清政府实现其边政政策与边疆地区民族政策的有效手段，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对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历史疆域的稳固意义重大。此前，已有不少学者对清代茶叶边销问题展开研究，但从既有成果来看，研究者多以区域性茶叶贸易、茶市、茶政为主题(1) 区域性茶叶贸易是目前学术界对清代茶叶边销问题研究最为丰富的领域，清代西北地区茶马互市、川藏茶叶贸易、内地与新疆地区茶叶贸易、内地与蒙古地区茶叶贸易皆有学者做过相关研究。参见王晓燕、李宝刚：《20世纪茶马贸易研究综述》，《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田茂旺：《汉藏边茶研究述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近年相关成果主要有：陶德臣：《晋商与清代新疆茶叶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4期；樊如森：《清代民国时期西北区域市场的发育和整合——以茶叶贸易为中心》，《江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王海兵：《跨越大渡河:明至清初四川南路入藏茶道的市场变迁》，《中华文化论坛》2017年第5期；布仁：《清代归化城茶叶贸易》，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田茂旺：《清代早期确立南路边茶商营贸易的原因探析》，《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刘志扬：《清初至民国时期的四川边茶贸易及运输》，《思想战线》2019年第4期；杨红伟、丁阿洁：《变革与锢辙：清朝甘肃茶法与甘青藏区民族政策》，《青海民族研究》2020年第2期；赖惠敏：《满大人的荷包：清代喀尔喀蒙古的衙门与商号》，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79-137页。 。对于清代茶叶边销的制度性问题——茶叶边销模式，尚未有学者予以系统性探讨。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进行阐发。

一、因地制宜：清代茶叶边销的五种模式

有清一代，清政府因地制宜，因俗而治，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推行茶马贸易、陕甘茶引、以票代引、四川边引、部票贸易等五种不同的茶叶边销模式。

(一)茶马贸易模式

茶马贸易，又叫茶马互市，是我国唐宋以后在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一种以茶易马的族际贸易活动。清代的茶马贸易主要发生在西北的陕甘青藏区，始于顺治二年(1645)，止于雍正十三年(1735)。

顺治元年，清王朝定鼎北京，但仍面临镇压农民起义、征服南明等一系列战争，战事频繁，所需战马甚急甚多。通过茶马贸易获取马匹，是解决战马缺乏的重要手段和渠道。因此，清政府“因明旧制，略师其意而变通之”，恢复了因明末清初战争而中断的陕甘茶马贸易(2)聂守仁编辑：《甘肃通志稿·边防志》，董光和、齐希编：《中国稀见地方史料集成》第17册，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年，第292页。。具体措施包括：

第一，重建茶马贸易管理机构。清承明制，于顺治二年设巡视陕西茶马监察御史(简称“巡茶御史”或“茶马御史”)一职，驻巩昌府，负责巡视各茶马司及苑监地方，招商运茶，招番中马，“散引催茶，严缉私贩，清核牧马，催征茶课、地亩银两，纠参不肖有司”(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0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3、19、40页。。同时，分设西宁茶马司(驻西宁)、庄浪茶马司(驻平番)、甘州茶马司(驻兰州)、河州茶马司(驻河州)、洮州茶马司(又称洮岷茶马司，驻岷州)等五司，“每年榷茶中马，各厅员实掌其事”(4)康熙《岷州志》卷9《田赋下·茶马》，《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第39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90页。。

第二，规定茶引引斤大小及其分配标准。每引茶的重量称为“引斤”。顺治七年以前，陕甘“招商中茶，悉照明季旧例举行”，行茶之引是大引，每大引1道，采茶930篦，每篦10斤，共9300斤。茶篦运至茶马司，官商对分，官茶易马，商茶给卖。每引之外，另许携带茶60篦，计600斤，名曰“附茶”，为运脚之费。其引目由巡茶御史衙门刊发通行。顺治七年，改由户部印刷引目，每引1道，采茶100斤，50斤交官中马，50斤听商自卖。顺治十年，户部议定每茶1000斤，概准另附茶140斤，即每引准附茶14斤(5)廖攀龙等撰：《历朝茶马奏议》，《续修四库全书》第46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56-657、666页；《清世祖实录》卷50，顺治七年十月己亥，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00页。按：篦和封是清代西北地区边销茶的计量单位。清政府规定：每茶百斤，作为十篦，每篦二封，每封五斤。参见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192《户部六十五·茶赋·茶课》，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91年，第8878-8879页。。

第三，制定茶马贸易的具体流程和办法。每年巡茶御史召集茶商到巩昌，将部颁茶引以茶马司为单位令商人抽签。商人抽签后，即领取茶引赴湖南产茶地方办运茶斤。每引1道，办官茶5篦、商茶5篦。商人运茶时，所办“茶篦先由潼关、汉中二处厅员盘查，运至巩昌，再经巩粮厅查验，然后分赴各司交纳。官茶贮库，以供中马给番，商茶听令本商在本司贸易”。如果商茶在所属茶马司地界无法销售，可以向巡茶御史申请运至其他茶马司地界销售(6)光绪《甘肃新通志》卷22《茶法》，《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甘肃》第4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3页。。以茶易马时，清政府规定用篦量茶，每茶1篦，重10斤，并定茶马交换比价为：上马给茶12篦，中马给茶9篦，下马给茶7篦，即上马给茶120斤，中马给茶90斤，下马给茶70斤(7)林永匡、王熹：《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40-41页。。

(二)陕甘茶引模式

顺治、康熙年间，清政府在宜牧地区建立两翼牧场、大凌河牧场、商都达布逊诺尔牧场、达里冈爱牧场，来解决战马和皇室用马的供给问题(8)陈振国：《清代马政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3页。。另外，随着国家的统一，战事日少，清军对战马的需求逐渐减少。如此一来，茶马贸易势必走向衰落。康熙四十四年(1705)，因马匹符合官方要求的不多，清政府只得将西宁等处所征茶篦停止易马。雍正七年，清军征讨准噶尔部。为满足战争需要，遂于雍正九年恢复茶马贸易。雍正十三年，准噶尔部求和，军需告竣，清政府复停中马之法(9)杨红伟、丁阿洁：《变革与锢辙：清朝甘肃茶法与甘青藏区民族政策》。。从此，在西北地区施行近千年的茶马贸易宣告终止，退出历史舞台。与之对应，西北地区的茶叶边销模式由茶马贸易变为“茶司颁引，商纳税银”的陕甘茶引制，这一模式始于乾隆元年(1736)，止于同治元年(1862)。

在此期间，陕甘额行茶引28766道，内边销茶引28634道。其中，西宁司商销9712道，甘州司商销8150道，庄浪司商销9302道，甘肃省宁夏府商销270道，陕西省榆林府商销900道，神木县商销100道，延安府属靖边县商销100道、定边县商销100道。每引1道，行茶100斤，内50斤交官，是为官茶，50斤令商售卖，是为商茶(10)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192《户部六十五·杂赋·茶课》，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5辑，第8877-8878页。按：乾隆二十五年，时任甘肃巡抚吴善达以洮司地处偏僻，历年商销茶斤俱告改别司售卖为由，奏准将洮司额颁茶引改归甘、庄二司给商征课，俟洮司库贮茶封搭饷完日，即行裁汰。乾隆二十七年，吴达善以河司虽附近青海蒙古，但一切交易俱在西宁，从不赴河州为由，奏准将河司裁汰，其额颁茶引改归甘、庄二司分给商人行销。自此以后，只留西司、甘司、庄司等三个茶马司“颁引征课”。参见林永匡、王熹：《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第64-65页。。

本期内官茶不再易马，致使甘省各司陈茶充牣，年久难免浥烂。因此，如何清理陈茶就成为陕甘茶引模式下西北地区茶叶边销的核心议题。清政府为清理陈茶采取了如下经常性措施：

第一，陈茶减价变卖。陈茶变卖始于茶马贸易时期。顺治十三年，清政府规定新茶足够易马，陈茶变价充饷。康熙三十二、四十四、六十一年，西宁等五司以每封三钱的价格将陈茶变卖充饷(11)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48《户部·杂赋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29-530页。。雍正七年，清政府对西北准噶尔部用兵，因“正值军兴，商旅云集，兵民辐辏，又商茶运送不前，所以茶价骤增”，故时任甘肃巡抚许容按各地方黑茶时价，奏准各司陈茶变卖价格，“西宁每封定价九钱五分，庄司每封定价七钱五分，河司每封定价九钱四分，洮司每封定价七钱五分，甘司每封定价七钱二分”。雍正十三年，西北战事停止，食茶者减少，从而形成“价昂售少，帑项虚悬”的局面。乾隆元年，时任甘肃巡抚刘於义奏准陈茶每封减价二钱，令各司加紧变卖。但“价仍高昂，是以所销无几”，自乾隆二年正月至三年三月，五司仅变卖陈茶61.62万斤，尚存1300.0875万斤。有鉴于此，继任甘肃巡抚元展成题请部复，将各司陈茶分别年岁远近，递行减价变卖(12)讷亲：《为遵议甘肃巡抚减价销售陈茶事》，乾隆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户科题本，档案号：02-01-04-13046-00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关各司陈茶定价见表1。

(表1) 元展成题准各司陈茶变卖定价表

资料来源：讷亲：《为遵议甘肃巡抚减价销售陈茶事》。

第二，官茶改征折色。所谓折色，“即政府征税非征实物，而征收税银之谓也”(13)叶知水：《西北茶史》，方健：《中国茶书全集校证》第7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446页。。官茶改征折色始于康熙四十四年，当时西宁等处所征茶篦停止易马，需茶无多，于是清政府将应收官茶改收折价，每篦收银四钱。但这只是茶马贸易体制下清政府减少各茶马司库存陈茶的权宜之计。康熙六十一年，甘肃应征官茶仍收本色。至乾隆元年，五司库茶竟积至1300余万斤之多(14)林永匡、王熹：《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第57页；讷亲：《为遵义甘肃巡抚减价销售陈茶事》。。因此，时任甘肃巡抚刘於义题准甘肃应征官茶折价征收，“每茶一篦，折交银五钱，照数征收，俟陈茶销至八分之后，应否改折本色，再行酌议具题”(15)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48《户部·杂赋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1册，第530页。。由此，官茶改征折色成为清政府减少各司库存陈茶的经常性政策。具体实施情况见表2。

(表2) 乾嘉道咸四朝陕甘官茶改折情况表

资料来源：杨应琚：《酌筹甘省茶政疏》，《皇清奏议》卷53，《续修四库全书》第47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53-454页；吴达善：《为酌请仍复商交二成本色官茶事》，乾隆三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军机处档折件，文献编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勒尔谨：《为酌请改征茶封以免壅积事》，乾隆四十二年三月初九日，宫中档奏折(乾隆朝)，文献编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祁寯藻等：《为遵旨察核甘省道光三十年茶马奏销事》，咸丰四年闰七月十四日，户科题本，档案号：02-01-04-21538-00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第三，搭放兵饷。搭放兵饷亦始于茶马贸易时期。康熙三十七年，因甘司茶封换不到马匹，库贮年久，时任督理茶马事务钱齐请于甘肃五镇俸饷马乾内银七茶三搭放兵饷，每银一两，搭放值三钱茶一封。乾隆二十四年，鉴于五司三年以来仅销售陈茶1万余封，各司库贮茶尚有140余万封，时任甘肃巡抚吴达善援引康熙三十七年成案，奏准自乾隆二十五年起，令甘省满汉各营按营分大小、兵丁日用多寡、距茶司道路远近、销售难易，自行酌定配饷之多寡。陈茶每封作价三钱，按季在饷银内以一、二、三成搭放兵饷(16)《清朝文献通考》卷30《征榷五·榷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5128页；杨应琚：《酌筹甘省茶政疏》，《皇清奏议》卷53，《续修四库全书》第473册，第455页。。

乾隆二十七年，因五司库贮官茶艰于售变，清政府采纳时任陕甘总督杨应琚的建议，规定新疆亦以茶封搭放兵饷，甘省“所征茶官茶，间年拨运伊犁、塔尔巴哈台、乌什三处，给与官兵”(17)那彦成：《为请定立新疆各城行销茶封章程事》，道光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军机处录副，档案号：03-3196-00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每茶一斤，本脚价银一钱六分三厘，于官兵饷下扣归回款，名曰搭饷”(18)庆祥：《为筹办不敷官茶以归核实事》，道光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朱批奏折，档案号：04-01-35-0556-01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二十九年，伊犁将军明瑞奏明每年由甘省额调茶叶11.15万斤，存库收贮，以备搭放兵饷(19)松筠：《西陲总统事略》卷5《粮饷》，郭院林主编：《清代新疆政务丛书》第1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9年，第452页。。

第四，拓展甘司引地。乾隆二十四年，清军重新统一天山南北地区，各地驻兵屯田相继展开，亟需茶叶以济急用。时值甘省各司官茶大量积压，艰于销变，亟待疏销。此外，新疆各民族人民的生活方式多以游牧为主，有“食以肉类，饮以乳酪”的饮食习惯。因此，茶叶在新疆人民日常生活中是必需品。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新疆成为甘省茶引的行销之地。其中，定例伊犁、塔尔巴哈台、乌什三处，间年拨运官茶搭放兵饷；乌鲁木齐、巴里坤、古城、吐鲁番、库尔喀喇乌苏、喀什噶尔、英吉沙尔、阿克苏、叶尔羌、和阗、喀喇沙尔、库车十二处，归甘司销茶纳课(20)那彦成：《为请定立新疆各城行销茶封章程事》。。据不完全统计，自清政府统一新疆至乾隆五十二年，甘省每年输入新疆官茶约为18万余封，90万余斤；自嘉庆十年(1805)起至道光年间，甘省每年输入新疆官茶20余万封，100余万斤(21)蔡家艺：《新疆茶务探微》，《西域研究》2010年第4期。。

(三)以票代引模式

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席卷两湖，“湖南、湖北兵氛遍地，道路中梗”，销往西北的湖茶运输中断，西北茶叶贸易陷入萧条，引滞课悬(22)民国《西宁府续志》卷4《田赋志·茶法》，《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55卷，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第564页。。同治元年，陕甘回民起义爆发，茶商运至陕西泾阳的茶叶概被焚毁。自此以后，陕甘地面烽烟四起，官茶片引不行，陕甘茶引制名存实亡。同治十二年，关陇渐定，时任陕甘总督左宗棠颁布《试办甘省茶务章程》，招新商，办新课，试行以票代引(23)马啸：《左宗棠在甘肃(1869—1880)》，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85-188页。。同治十三年，左氏“勘定全省，乃奏定章程，以票代引”(24)《清史稿》卷124《食货五·茶法》，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653页。，西北茶叶边销进入以票代引时期。

左宗棠同治十三年茶法主要内容有三：一是仿淮盐之制，以票代引。凡陕、甘两省商贩领票，均令先纳正课，始准领票。二是正课照例征收，养廉银、捐助银、官礼银等杂课归并厘税项下征收。三是添设南柜，遴选新商(主要是湖南商人)采运湖茶。

光绪八年(1882)，时任陕甘总督谭钟麟对左氏之制进行修正，补充如下：其一，设档轮销。茶票下发后，由兰州道预备竹签，“每一票配签一枝，传众商将先后次序当堂掣定，榜示辕门，并注明各商票上”，各商再轮档销茶，以免掺越。其二，茶价官定。所有行销甘省引茶，运至兰州时，由总商、值年核计其自湖南采茶起至运到兰州止，茶价、运脚、税厘共需成本若干，按照时市斟酌公平，议定茶价，禀报兰州道悬牌明示。其在兰州坐销者，照议价发售。其运入各茶司分销者，按道路远近加脚价于茶价内，不得私加(25)光绪《甘肃新通志》卷22《茶法》，《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甘肃》第4册，第7-8页；谭钟麟：《为甘省续办第三案茶票情形事》，光绪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军机处录副，档案号：03-6496-07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光绪十七年，届第四案领票之期，但第三案茶票“尚未销售完竣，茶商坐耗成本，苦累不堪”，时任陕甘总督杨昌濬体念商艰，仿照淮盐章程，将向章每票应预缴课银一百五十两，拟分三分，先缴二分课银一百两，其余一分五十两，俟运茶到兰州盘验时，同厘并缴(26)杨昌濬：《为甘省续办第四案茶票情形事》，光绪十七年正月二十八日，朱批奏折，档案号：04-01-35-0568-01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这一改革后成为历案发票之成案。

以票代引制的推行，使甘省茶务渐有起色。尤其是光绪八年谭钟麟修正左氏之制后，茶票发行，逐案增加，有增无减，成效显著(见表3)。这一制度一直延续至1942年3月27日重庆国民政府颁布《茶类统税征收暂行章程》，将茶类列为统税的课征对象，方才宣告废除。故有学者评论说：“左氏引案之制……凡经六十余年，此种制度施行以来，乃挽回咸同年间西北茶销停滞之全局，亦即奠定六十年来西北边销之基础也”(27)徐方干：《历代茶叶边易史略》。。

(表3) 晚清历案茶票发放情况表

资料来源：陈锋主编：《晚清财政说明书》第4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16页；魏光焘：《为陕甘续发第八案茶票情形事》，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五日，宫中档奏折(光绪朝)，文献编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度支部：《为议覆伊犁将军奏发给伊塔茶务公司第一案茶票事》，《政治官报》，宣统三年二月初六日，第7-8页。

说明：以票代引，50引为1票，每引重80斤，计每票重4000斤。另每票准运附茶1000斤。参见徐方干：《历代茶叶边易史略》，《边政公论》1944年第3卷第11期。

(四)四川边引模式

与西北地区茶叶边销先后采用茶马贸易、陕甘茶引、以票代引不同，清代四川茶叶边销一直采用的是边引模式。

清代四川茶引有腹引、边引、土引之分。腹引和边引均滥觞于明代，腹引行销内地，边引行销边地；土引创制于清康熙四十一年，专门行销天全土司地面。边引又有南路边引、西路边引和邛州边引之分，“其行销于打箭炉者曰南路边引，其行销于松潘厅者曰西路边引，其行销于邛州者曰邛州边引”(28)陈锋主编：《晚清财政说明书》第4册，第787页。。其中，南路边引以雅安、荣经、名山、邛州为茶源地，以打箭炉为集散市场，其行销区域包括今四川省西部、青海省西南部、西藏藏族自治区。雍正七年，天全土司改土归流，所属茶引仍保留“土引”旧名，但改引岸为打箭炉，成为南路边引的一部分。西路边引以灌县、彭县、大邑、安县、汶川、石泉、绵竹、江津等县为茶源地，以松潘为集散市场，其行销区域包括今四川省北部，青海省东南部同德以南、玉树以东地区，以及甘肃省西南部岷县、临潭、夏河一带(29)雍正《四川通志》卷15《茶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5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33-643页；嘉庆《四川通志》卷69《食货·茶法》，台北：京华书局，1967年，第2348-2356页；鲁子健：《清代藏汉边茶贸易新探》，《中国藏学》1990年第3期；叶知水：《西北茶史》，方健：《中国茶书全集校证》第7册，第3491-3492页。。

需要指出的是，清代历年川茶的边销额已无从确考，但我们可以从某些年份清政府颁发的茶引数额，来推断对应年份川茶的边销数量，从而了解整个清代川茶边销的大致情况。据记载，康熙二十二年，四川边销茶引定额为6884道(30)康熙《大清会典》卷35《户部十九·课程四·茶课》，台北：文海出版社，1992年，第1692页。。雍正九年，四川边销茶引增至88009道，其中南路边引74943道，西路边引13066道。嘉庆十七年，四川边销茶引增至道，其中南路边引道，西路边引18901道。雍正八年以前，每引1道，行茶100斤；雍正八年，户部议准：每引1道，除运茶100斤外，准附带耗茶14斤(31)雍正《四川通志》卷15《茶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59册，第633-645页；嘉庆《四川通志》卷69《食货·茶法》，第2348-2357页；嘉庆《邛州直隶州志》卷21《食货志·茶法》，《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13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148-150页。。即康熙二十二年川茶的边销量为斤，雍正九年增至斤，嘉庆十七年增至斤，这也是清代四川茶叶边销数量的最高峰。嘉庆二十五年，时任四川总督蒋攸铦鉴于天全州“(茶树)树老枝枯，茶不敷引，且番民皆知节省，将茶煎至二三次，不似从前只煎一次，需茶减少，以致商民既艰采配，又苦滞销，或自截引张、空赔课税，或茶包堆存炉城压搁，成本年复一年，日形支绌”，奏准自道光元年为始，减去天全州行销打箭炉口外茶引9009道，即额行南路边引减为95415道，即斤(32)蒋攸铦：《为查办天全州茶商引多销滞拖欠课银事》，嘉庆二十五年二月十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档案号：03-1785-04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此销售额基本维持到光绪末年(33)锡良：《为打箭炉关光绪二十九年征收各税奏销事》，光绪三十年四月初五日，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三辑)》第46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7年，第163页。。

(五)部票贸易模式

定鼎中原之后，清政府汲取了明代北疆“禁则乱，放则安”的经验教训，允许汉族地区和蒙族地区进行贸易往来，并建立部票贸易制度对相关贸易活动进行管理。

部票，又称龙票、院票、照票、印票、信票、印照、执照、路照等，是理藩院颁给商人赴内外蒙古、漠西厄鲁特蒙古地区(今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境内)进行贸易的凭证(34)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73页；田宓：《从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谈清代旅蒙贸易及部票制度》，《历史档案》2016年第4期。按：为行文方便，本文统称部票。。道光《钦定理藩院则例》对部票贸易制度有详细的说明，其文曰：

商人等出外贸易，由察哈尔都统、绥远城将军、多伦诺尔同知衙门领取部票。该衙门给发部票时，将该商姓名及货物数目、所往地方、起程日期另缮清单，黏贴票尾，铃印发给，一面知照所往地方大臣、官员衙门，不准听其指称，未及领取部票，由别衙门领用路引为凭。违者，查出照无部票例治罪。其商人部票着该地方大臣、官员查验存案，务于一年内勒限催回，免其在外逗遛生事。如商人已到所往地方，欲将货物转往他方贸易者，即报该处衙门，给与印票，亦知照所往地方大臣、官员衙门。倘并无部票私行贸易者，枷号两个月，期满笞四十，逐回原省，将货物一半入官。(35)道光《钦定理藩院则例》卷34《边禁》，《故宫珍本丛刊》第300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140页。

上引资料是清政府对部票贸易的制度性规定，但制度的实施往往比制度本身更为复杂。以部票的给发为例，部票由理藩院发给绥远城将军(驻归化)、察哈尔都统(驻张家口)、多伦诺尔同知衙门，再由上述三个衙门发给商人，但各衙门领取部票的时间和程序各不相同。具体来说，理藩院每年分春、夏、冬三季发票。春季由绥远城将军咨领部票。领票时，理藩院仅在票上注写“归化城商人”字样，商人姓名、贸易处所等由绥远城将军衙门填写。夏季由察哈尔都统咨领部票。领票时，察哈尔都统造具商人花名及贸易处所清册咨送理藩院，理藩院将册开姓名、贸易处所注写票上，并填写“张家口商人”字样。冬季由多伦诺尔同知请领部票。领票时，多伦诺尔同知造具商人花名册报送理藩院，理藩院将册开姓名注写票上，并注明“多伦诺尔商人”字样(36)《为咨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西疆贸易茶商领票纳税事》，同治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馆藏号：01-20-026-01-00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此外，制度的规定与制度的实际运行之间也存在一定差距，如在部票贸易制度实施过程中，出现商人领取部票外出经商逾限不归、不到申请贸易地点衙门验票、蒙古官员私造部票等情况(37)田宓：《从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谈清代旅蒙贸易及部票制度》。。

在部票制度下，商人领取部票的地点不同，其茶叶边销市场也各不相同。一般情况下，若商人在归化城领票，其茶叶边销市场为漠南蒙古乌兰察布、伊克昭盟、阿拉善、额济纳旗，漠北蒙古库伦、恰克图、乌里雅苏台、唐努乌梁海、科布多以及漠西厄蒙古鲁特蒙古地区等；若商人在张家口领票，其茶叶边销市场为漠南蒙古乌兰察布、锡林郭勒、察哈尔、昭乌达盟，漠北蒙古库伦、恰克图、科布多以及新疆乌鲁木齐、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若商人在多伦诺尔领票，其茶叶边销市场为漠南蒙古锡林郭勒、察哈尔、昭乌达盟、呼伦贝尔盟以及漠北蒙古车臣汗、土谢图汗部等地(38)卢明辉：《清代蒙古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经济贸易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

总之，在清代，清政府因地制宜、因俗而治，在甘青藏区先后推行茶马贸易、陕甘茶引、以票代引三种不同的茶叶边销模式，在西藏、甘肃西南部以及青海东南部、西南部地区利用四川边引进行茶叶边销活动，在蒙古地区通过部票贸易进行茶叶边销活动。新疆地区则相对特殊，乾隆、嘉庆、道光、咸丰时期，新疆地区的茶叶贸易由部票贸易、陕甘茶引两种茶叶边销模式共同推动；同治、光绪、宣统时期，新疆地区的茶叶贸易由部票贸易、以票代引两种茶叶边销模式共同推动。

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在清代的五种茶叶边销模式中，茶马贸易是明代旧制的延续，随着清初大规模统一战争的结束，它的衰败也就成为必然。陕甘茶引、四川边引延续了明代后期茶叶边销的市场化趋势，并最终在清代形成具有鲜明市场化特征的茶叶边销模式；以票代引源自陶澍在淮北推行的盐票制，部票贸易则是清政府在内地与蒙古地区贸易上的创举，这两种模式基本上属于市场化运作模式。总的来说，前述五种茶叶边销模式都是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但与前代不同，它们都是清代大一统王朝的内部贸易。

二、因俗而治：清代五种茶叶边销模式的差异性

对清代五种茶叶边销模式作一纵横比较，可以看出它们在茶源地、茶叶种类、经营主体、课税标准等四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

(一)茶源地的差异

这主要是针对茶马贸易、陕甘茶引、以票代引与四川边引、部票贸易之间的差异而言。在五种茶叶边销模式中，茶马贸易、陕甘茶引贸易、以票代引贸易均以湖南安化一带为茶源地。安化位于湖南省中部，东接益阳宁乡，南邻湘乡、邵阳，西南与新化毗连，西北与溆浦、沅陵接壤，北界桃源、常德。安化及其临近各县均系茶区，所产之茶称为湖茶。明成化年间，湖茶开始运销西北(39)刘淼：《明代茶业经济研究》，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72-173页。。万历二十五年(1597)，明政府正式定湖茶为官茶，运往西北地区进行茶马贸易(40)《明神宗实录》卷308，万历二十五年三月甲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5759-5760页。。入清以后，湖茶取代川茶、汉中茶，占领了西北茶叶边销市场，“陕、甘两省茶商领引采办官茶，每年不下数十百万斤，皆于湖南之安化地方采办，以供官民之用”(41)陈弘谋：《为酌定采办官茶章程以便商民事》，乾隆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宫中档奏折(乾隆朝)，文献编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四川边引以四川盆地西部、西北部周围的山地、丘陵地带茶区为茶源地。其中，南路边引以雅安、荣经、名山、邛州、天全五州县为茶源地，此五州县彼此接壤，连成一片，向有“五县茶山”之称(42)王一桂：《南路边茶中心产区之雅安茶业调查》，《农林新报》1928年第7-9期。。西路边引的茶源地则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如雍正九年，西路边引的茶源地有17处，嘉庆十七年，减少至12处。但总的说来，灌县、彭县、大邑、安县、汶川等县是西路边引的核心茶源地(43)雍正《四川通志》卷15《茶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59册，第633-643页；嘉庆《四川通志》卷69《食货·茶法》，第2348-2356页。。

与上述四种茶叶边销模式的茶源地相对单一不同，部票贸易模式的茶源地相对多元，其核心茶源地有四处：一是安化茶区。晋商在安化购茶后，沿资江下洞庭湖，入长江至汉口，溯汉水至樊城，再经河南赊旗镇北上，达山西大同，一部分经过杀虎口运往归化城，一部分经天镇运往张家口，然后由归化城、张家口行销新疆、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二是羊楼洞茶区。晋商在羊楼洞购茶后，用小车推至新店，装船运至汉口，汇入安化茶北运之路，运抵归化城、张家口，行销蒙古草地和新疆。三是福建武夷山茶区。晋商在武夷山购茶后，从下梅村、星村、赤石启程，过分水关至江西河口镇，顺信江下鄱阳湖，出九江，入长江，抵汉口，溯汉水至樊城，沿安化茶北运之路，运抵归化城、张家口，转销蒙古、新疆(44)陶德臣：《清代新疆茶叶贸易中的茶叶类别》，《茶业通报》2018年第3期。。四是安徽建德茶区。建德茶“专有茶商由建德贩至河南十家店，由十家店发至山西祁县、忻州，由忻州而至归化，转贩与向走西疆之商，运至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等处售卖”(45)裕瑞：《为查明归化城商民请由俄边假道通商贩运茶斤行走路径事》，同治六年十二月初十日，军机处录副，档案号：03-4981-00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此外，云南普洱府六大茶山易武、倚邦、革登、攸乐、蛮砖、莽枝也是部票贸易的茶源地之一，但其边销数量不多，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46)陶德臣：《清代新疆茶叶贸易中的茶叶类别》；郭红军：《“六大茶山”衰落原因初窥》，《农业考古》2020年第2期。。

(二)茶叶种类不同

在茶马贸易模式下，茶商运至西北的茶叶有黄茶、黑茶二种。黄茶作为纳课之茶交官存库，备招番中马之用，黑茶听商自卖变本，“每引一张，交黄茶五十斤为库茶，商人自办黑茶五十斤为商茶”。事实上，这里所说的黄茶是安化黑茶品目中的一种，叶片粗大，色黄，含梗，非今天六大茶类之一的黄茶，它们纯属同名异物。当时黄茶和黑茶的区别在于“黑茶色浓味厚，商人工本较重，而售价亦昂。黄茶色淡味薄，为夷番熬茶所需，民间买食者少，商人办本原轻，故售价仅可得黑茶之半”(47)讷亲：《为遵议甘肃巡抚减价销售陈茶事》。。茶马贸易终止后，官茶改征折色成为清政府的经常性政策。如此一来，黄茶在西北茶叶边销市场中的比重逐渐降低，黑茶成为陕甘茶引模式和以票代引模式下西北茶叶边销市场的主角。

在四川边引制模式下，销往藏区的边茶属黑茶类品种，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名称(48)刘志扬：《清初至民国时期的四川边茶贸易及运输》。。南路边引所销之茶为南路边茶，分粗、细两大类，立夏前采摘者曰细茶，立夏后采摘者曰粗茶。细茶又分毛尖、芽尖、芽砖三种。毛尖系清明前后采摘之茶，芽尖系谷雨前采摘之茶，芽砖系谷雨后采摘之茶。粗茶又分金尖、金玉、金仓三种。金尖是立夏后采摘之茶，多为粗叶；金玉是端午后刈割之茶，叶更粗，多细嫩枝条；金仓刈割期不定，多系嫩枝粗杆，叶甚少(49)姚在藩：《有关经边大计之南路边茶》，《边政公论》1945年第4卷第9-12期。。西路边引所销之茶为西路边茶，又称松茶，分为桌面茶、板凳茶、引茶、票茶、木鱼茶五种。桌面茶方而薄，板凳茶长方略厚，引茶方而厚，票茶方大而薄，木鱼茶木鱼形。桌面茶、板凳茶、木鱼茶每包重66斤，引茶和票茶重每包116斤(50)叶知水：《西北茶市概况及其发展途径》，《中农月刊》1943年第4卷第6期。。

在部票贸易模式下，销往蒙古地区的主要是砖茶和帽合茶。砖茶以二十四块一箱以及三十九块一箱的砖茶为主。帽合茶又叫串子茶，由“制作普通砖茶的大片绿茶制作的，只是这种绿茶并不洒水，也不压制成砖型，而是烘干后直接装进芦苇编成的桶状框里”，“每框装茶约有九斤，每三筐装成一大包”(51)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2卷，刘汉明等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2-94、340-341页。。至于从归化城、张家口请领部票运销新疆的茶叶，《古城税则》将其分为二大类：粗茶和细茶。粗茶是指叶料老、加工粗糙的茶叶，有安化茶、湖广盒茶、小砖茶、大砖茶四种。细茶是指叶料细嫩，加工精细的茶叶，有白毫、武夷、珠兰、香片、大叶、普洱六种(52)长龄等：《为遵旨会议新疆茶税事》(道光六年六月初三日)，《历史档案》1998年第2期。。

(三)经营主体有别

此处经营主体特指从事茶叶边销贸易的茶商。在茶马贸易模式下，茶马御史在巩昌招商运茶，招番中马，陕、甘两省商人近水楼台，成为从事西北茶叶边销贸易的主要茶商，“甘省原招茶商五百四十六名，籍隶陕、甘二省，每名办引自数张、数十张至百余张不等，由来已久”(53)鄂乐舜：《为酌办甘省茶务情形事》，乾隆十八年五月十九日，宫中档奏折(乾隆朝)，文献编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茶马贸易终止后，各茶商积欠茶课甚多，但在茶马贸易时期，清政府招募茶商时未详加遴选，有力者自赴买茶，无力者即转行典替，导致清政府根本已无从追缴欠课。乾隆十八年，正值分发乾隆十七年茶引之期，于是清政府规定按五司行茶之多寡，预定销引数目，使商名归于一定，司分之便于稽查。同时，每司应销引数，令各商抓阄决定，此后均照此运销，无须按年纷更。因此，茶商各自形成帮派，遂有东、西二柜之设。东柜以汉商为主，多陕、晋籍。西柜以回商为主，多泾阳、潼关、汉中籍(54)陈椽：《茶业通史》，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第466页。。

同光之际，左宗棠整顿西北茶务，以票代引，添设南柜，“其时甘肃茶商分东柜、西柜、南柜。南柜全系湘人，统名合作新”(55)罗迪楚：《新疆政见》，石光明主编：《清代边疆史料抄稿本汇编》第21册，北京：线装书局，2003年，第457页。。在左宗棠的支持下，南柜茶商后来居上，完全取代了东、西两柜茶商的地位，甚至在新疆实行垄断专卖，“只允许湖南商人经营茶叶，其他省份的茶叶因此便不能运入本区”(56)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新疆大学外语系俄语教研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70页。。

在四川边引模式下，从事川茶边销的商人主要是陕商、川商和藏商。陕商又有河南帮、河北帮之分。河南帮是渭河以南户县、临潼、蓝田、长安等地的茶商。河北帮是渭河以北泾阳、三原、韩城、朝邑等地的茶商。陕商一般将总店设在打箭炉，采取“拴两头”的经营方式，一头设坐庄分号于雅安、天全、邛州、灌县等茶源地，凭引收茶，另一头设分店于巴塘、炉霍、甘孜、玉树等地，每年派伙计将茶叶运往藏区销售(57)苏倩雯：《明清时期打箭炉商人群体的历史考察》，青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川商主要是雅安、荣经、天全、名山、邛崃等地的茶商，统称“五属茶商”。雅安茶商专采雅安、嘉定州茶叶运销康藏，荣经茶商专采荣经茶叶运销康藏，天全茶商专销粗茶，运销南、北两路；名山、邛州茶商专采芽砖运销康藏(58)高长柱：《西康实业纪要》，《开发西北》1935年第4卷第1-2期。。藏商有寺院商、土司头人商、平民商三种。寺院商又称喇嘛商，由寺庙出资或募集资本，推举熟悉商情的喇嘛经营。土司头人商，由土司头人出资，指派家人经营。平民商是由富裕藏民独资或合资经营，也有通过给寺庙或土司头人经商成功后，积累了资本，自行经商者(59)李敬洵：《四川藏区史(经济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49-253页。。

在部票贸易模式下，运销茶叶至蒙古、新疆地区的商人主要是晋商。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从事茶叶边销贸易的晋商有不同的称呼。以部票领取地为标准，在归化城领票者称归化城商人，在张家口领票者称张家口商人，在多伦诺尔领票者称多伦诺尔商人。以贸易路线为标准，从归化城出发，向西前往新疆地区贸易的茶商称之为西商；从张家口出发，向北经库伦地区，至恰克图贸易的茶商称之为北商。西商大多来自山西忻州地区，北商大多来自山西著名家族，如榆次常氏、祁县乔氏和郭氏、平遥侯氏、汾阳王氏等(60)赖惠敏：《清代北商的茶叶贸易》，《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康健：《晚清西商假道恰克图贸易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4期。。

(四)茶课征收种类与征收标准互异

征收课税是清政府践行各种茶叶边销模式的重要手段。边销模式不同，茶课征收种类和征收标准也有所不同。

在茶马贸易模式下，清政府以茶抵课，征收实物税，“通过茶马司向取得茶引运输茶叶的商人征收实物——茶叶，当时的征税额高达50%。一旦商人如数纳税后，即允许其在规定地区自行处理长途贩运的茶叶，沿途关卡不再向商人征收其他税”(61)魏明孔：《西北民族贸易研究——以茶马互市为中心》，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3年，第249页。。

在陕甘茶引模式下，清政府推行官茶改征折色政策，应征茶课除征收一成或二成实物外(详见表2)，其余皆折征银两，谓之折价银。乾隆元年，清政府规定每封一茶，征收折价银二钱五分。乾隆二十六年，每封一茶，改征折价银三钱。上述实物税和折价银统称正课。正课之外，清政府另征养廉银、捐助银、官礼银等三项杂课。每道茶引征收养廉银四钱三分六厘、捐助银七钱三分二厘八毫、官礼银二钱四分(62)祁寯藻等：《为遵旨察核甘省道光三十年茶马奏销事》。。

在以票代引模式下，正课照例征收，杂课归并税厘项下征收，每票征收正课银150两，正厘银72两。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户部以筹饷紧要为由，奏准在正厘外加抽厘银二成，计每票一张，加抽厘银14.4两。光绪二十七年，《辛丑条约》签订。清政府为筹付庚子赔款，于赔款案内奉文加抽茶厘银一成，计每票一张，加抽厘银7.2两。统计每茶一票，征收正课150两，正厘、加厘93.6两(63)陈锋主编：《晚清财政说明书》第4册，第515-517页。。

在边引制模式下，四川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茶课征收体系。清代川省征收的茶课有课银、税银、羡银、截银、关税银、厘银等名目。腹引、土引及各路边引，每道均征课银一钱二分五厘，税银、羡银、截银、厘银则标准各异，具体征收标准见表4：

(表4) 清代川茶茶税征收标准表 单位：两/引

资料来源：陈锋主编：《晚清财政说明书》第4册，第787页；赖惠敏：《清前期打箭炉关税对西藏寺院的赞助》，《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需要注意的是，在雍正八年以前，川茶课银以茶农为课征对象，按茶树的数量、大小以及茶园的面积计征。但“茶树有大小不同，园地有广狭不一。若概以园、树之数为额，未为允当”(64)《清世宗实录》卷78，雍正七年二月甲午，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3页。。雍正八年，清政府改革四川茶法，规定课银照斤两收纳，同时将课征对象由茶农改为茶商，每斤课银一厘二毫五丝。自此以后，无论边引、土引、腹引，均按每引0.125两的标准缴纳课银。

在部票贸易模式下，茶商只需在杀虎口、归化城、张家口、多伦诺尔税关缴纳茶税，便可将茶叶运至蒙古地区销售。杀虎口、归化城税关商税则例规定：茶，每大箱，税一钱，每小箱，税六分；六安茶，三十斤一篓，税五分，二十斤一篓，税三分；湖广茶，每盒税一分(65)乾隆《钦定户部则例》卷67《杀虎口商税则例》，《故宫珍本丛刊》第285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145页；乾隆《钦定户部则例》卷67《归化城商税则例》，《故宫珍本丛刊》第285册，第147页。。张家口税关商税则例规定：兴茶，每箱计八百包，税二钱；柳茶，每箱计四百包，税一钱；小青茶，每篓六十斤；六安茶，每连计二篓，帽盒茶，每连计五篓，各税六分；青茶，每斤税一厘(66)乾隆《钦定户部则例》卷66《张家口商税则例》，《故宫珍本丛刊》第285册，第141页。。咸丰十年，因军饷支绌，察哈尔都统衙门奏准举办抽收张家口茶厘事宜，“细茶，三百箱为一票，每箱抽厘二钱，计每票银六十两；砖茶，一百五十箱为一票，每箱抽厘四钱，计每票六十两”(67)《为查明张家口茶厘事》，同治七年一月初三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馆藏号：01-20-026-01-012，“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多伦诺尔厅税关规定：每箱砖茶，不论其中块数多少，收税九分二厘，每斤白毫茶，不论什么等级，收税三厘，串子茶每筐(约重九斤)收税二分八厘(68)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2卷，第338页。。

但对于经归化城、张家口运销新疆的茶叶，清政府在不同时期实行不同的茶税政策。道光八年以前，茶商在杀虎口、归化城、张家口三处税关按前述税则纳税后，便可运至新疆各地销售。道光八年，清政府以杜绝商贩之偷漏，弥补甘省课引之不足为由，在古城设局抽收茶税，“分别杂茶之粗细，以定税则之多寡”，细茶如白毫、武夷、珠兰、香片、大叶、普洱等，每百斤各税银一两；粗茶如安化茶、小砖茶、湖广盒茶、千两茶、百两茶，每百斤各税银六钱；大砖茶每百斤税银三钱(69)长龄等：《为遵旨会议新疆茶税事》；同治《钦定户部则例》卷32《茶法·古城茶税》，同治十三年校刊本。。

三、边地一体：茶叶边销与清代边疆治理

在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过程中，茶叶边销成为清政府治边的重要策略，在清代的边疆治理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互动与交融：内地与边疆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启动

第一，茶叶边销促进了内地和边疆地区的商品交流，推动了边疆牧区土特产的商品化，从而推进了内地与边疆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

在清代，茶叶是内地销往藏区的第一大宗商品，销往蒙古和新疆地区的第二大宗商品。在茶叶贸易的带动下，内地与边疆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频繁。《清稗类钞》记载，内地销往藏区的货物以茶叶为大宗，“哈达、旗布、针、棉线、麻油、风帕、布匹、烟叶、水烟之属，皆畅销夷人者，至绸缎、食品、器具等，则售与旅边之汉人，夷人亦兼购之”，藏区销往内地的货物则以鹿茸、鹿角、麝香、黄白金、狐皮、豹皮、冬虫夏草、贝母、藏红花、藏香等土特产为大宗(70)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336-2337页。。在蒙古地区，砖茶被赋予了货币属性，“蒙人以砖茶以代货币，除以皮毛直接易布、米外，余悉以砖茶定其值”(71)陈启华：《湖北羊楼洞区之茶业》，《中国实业》1936年第2卷第1期。。为获得日常生活所需的茶叶、布匹、粮食等生活物资，牧民们只好用各种牲畜、皮毛等畜产品与旅蒙商进行交换，旅蒙商则将换回的产品运回内地贩卖。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北雅尔、伊犁、古城子、红庙子等地，内地输入的商品“以绸缎、布疋、茶叶、糖、烟为大宗，而以其他杂货附之”，输入内地的商品“以绒毛、皮张、各项牲畜为主。其属于新疆帮者，并可以现银、金砂、鹿茸、葡萄、杏、瓜、干果之类为主要货品”(72)民国《绥远通志稿》卷27《商业》，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65页。。这些以茶叶边销为纽带的贸易活动，促进了内地和边疆地区的商品交流，充实和丰富了边疆地区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同时，使边疆地区的土特产进入商品市场进行交换，实现了商品化，从而推进了内地与边疆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

第二，茶叶边销使清代边疆地区形成点、线结合的贸易网络，改变了清代边疆地区的城市空间分布体系，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茶叶边销是清代边疆地区市镇兴起的重要因素，如打箭炉、松潘、泸定、巴塘、道孚、炉霍、察木多、西宁、丹噶尔、兰州、归化城、张家口、多伦诺尔、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古城、巴里坤等市镇，皆因茶而兴，因茶而盛。其中，以打箭炉最为典型。打箭炉位于青藏高原东部，大渡河以西，是沟通四川和西藏的交通枢纽。“元明时，打箭炉仅属小村”(73)任乃强：《西康图经》，拉萨：西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77页。。明末清初，四川战乱频繁，汉藏商民开始在打箭炉易茶，“自明末流寇之变，商民避兵，过河(引者按：指大渡河)携茶贸易，而乌斯藏亦适有喇嘛到炉，彼此交易”(74)乾隆《雅州府志》卷10《筹边》，《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63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549页。。康熙三十五年，理藩院奏准汉藏商民可以在打箭炉市茶贸易。于是，南路边茶的贸易中心从大渡河以东地区移至打箭炉。康熙四十年，清政府在打箭炉设立税关，负责征收茶税。次年正月，派遣喇嘛达木巴、色尔济，郎中舒图、员外郎铁图等驻扎打箭炉关，监督川藏茶叶贸易(75)许存健：《清代打箭炉关与川藏商品流通》，《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由此，打箭炉成为川茶边销藏区“出口总路，是以四方茶商俱聚于此”(76)雍正《四川通志》卷19《土司》，《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60册，第130页。，商务称盛，有小成都之称。

此外，茶叶边销还是构建清代内地与边疆地区贸易网络的重要动力。在茶叶边销的推动下，清代内地与藏区之间形成一个以打箭炉、道孚、炉霍、甘孜、德格、里塘、巴塘、乍丫、察木多、拉里、拉萨、松潘、丹噶尔、西宁、兰州为支点的贸易网络；内地和蒙古、新疆地区之间形成一个以归化城、张家口、多伦诺尔、库伦、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兰州、巴里坤、古城、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为支点的贸易网络(77)杨嘉铭、琪梅旺姆：《藏族茶文化概论》，《中国藏学》1995年第4期；德山、乌日娜、赵相璧：《蒙古族古代交通史》，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264-270页。。这些市镇和贸易网络共同塑造了清代边疆地区新的城市空间分布体系，推动了如拉萨、打箭炉、西宁、兰州、归化城、乌鲁木齐等城市的兴起与发展，这些城市大部分至今仍是区域中心城市。

(二)边政与财政：边疆治理视域下茶叶边销的财政功能

古代生活在我国青藏高原、蒙古高原以及新疆地区的人民多“以游牧为生，食以肉类，饮以乳酪，非佐以植物性之食料，则辄罹腹胀便秘之疾”(78)叶知水：《西北茶市概况及其发展途径》。。而茶叶正好具有消食、清肠胃的功效。因此，茶在其他地区人民生活中是嗜好品，但在青藏高原、蒙古高原以及新疆地区人民生活中则成了必需品。是以唐宋以来，茶叶成为历代中央王朝羁縻边疆少数民族的重要工具。诚如史载：“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79)《明史》卷80《食货四·茶法》，第1947页。。

入清以后，蒙古、新疆等地尽入版图，前朝“控制茶销，以制羌戎”的边茶政策已不合时宜，于是清政府改弦更张，以边政和财政为着力点，因地制宜，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推行不同的茶叶边销模式，或茶马贸易，或陕甘茶引，或以票代引，或四川边引，或部票贸易，“总期安边、便民、通商、裕课，四者毋失其一”(80)那彦成：《为筹议新疆运行茶引请仍责成甘司商人领办事》(道光四年六月初十日)，《那文毅公奏议》卷59《那文毅公三任陕甘总督奏议》，《续修四库全书》第49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77页。。一般情况下，清政府并不限制对边疆民族地区的茶叶供应，但当边区发生反抗或叛乱时，边茶禁运又会成为清政府治边的选项。如康熙三十八年，打箭炉喇嘛营官喋吧昌侧集烈发兵占据河东擦道、若仪等堡，不放客商来往。时任四川提督岳升龙一面调兵遣将，一面禁阻茶、烟、米、布，对打箭炉地区进行经济封锁(81)《清圣祖实录》卷194，康熙三十八年七月庚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50页。。又如乾隆三十六年，第二次金川之役爆发。翌年，清政府从俘虏嘉木磋得知“金川所需茶叶，全藉内地出产。若无茶叶，甚为不便”。于是，除调集各路大军围剿外，清政府还对金川地区实行茶叶禁运(82)贾大泉、陈一石：《四川茶业史》，第181-182页。。再如道光八年，清政府平定张格尔之乱。为惩罚安集延商人对张格尔戕害官兵、蹂戕回民等行为的支撑，清政府严禁茶叶、大黄出卡。同时，为杜绝安集延商人私贩之弊，清政府禁止晋商将杂茶、细茶贩入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境内(83)蔡家艺：《清代新疆茶务发展述略》，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7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第327页。。

历史实践证明，清政府的边茶禁运政策治边效果极为有限，相反它却影响到边疆地区人民的正常生活，引起他们对清政府的疑畏。更为重要的是，边茶禁运使得清政府自己的茶税收入急剧减少。正因为如此，有清一代，清政府利用边茶禁运手段治边的次数屈指可数。

事实上，对于内地与边疆地区以茶叶为主的贸易，清政府有一定限制，但更多的是进行规范和鼓励。如乾隆二十四年，清军统一天山南北地区，清政府立即在新疆各地广泛开展屯田活动，为解决屯田军民的日常生活用品问题，清政府积极发展内地与新疆的贸易。为此，乾隆皇帝谕令内地商民：“若有愿往者，即办给照票，听其贸易；若不愿，亦不必勒派，如此行之日久，商贩自可流通矣”(84)《清高宗实录》卷656，乾隆二十七年三月甲午，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38页。。在清政府的鼓励下，内地茶商从张家口、归化城将茶叶贩至新疆古城，分销于天山南北地区，然后从古城“将米、面各物贩回北路，以济乌里雅苏台等处”(85)方士淦：《东归日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65-66页。。

从财政角度看，茶叶边销作为清政府治边的重要策略具有两方面的涵义：其一，通过茶叶边销，清政府可以征收茶税，增加财政收入，为其治理边疆提供财政支持。以川藏茶叶边销为例，“川茶销藏，岁约征银十数万两”(86)王彦威、王亮辑编，李育民等点校整理：《清季外交史料》第4册，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83页。，这对于川省财政来说，是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更重要的是，清政府将所征茶税用于支付它赏赐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茶叶之脚价银，赏达赖喇嘛银两，修缮寺庙经费以及泰宁协军饷，等等(87)赖惠敏：《清前期打箭炉关税对西藏寺院的赞助》。。考虑到藏传佛教在西藏、青海以及蒙古地区的巨大影响力，上述支出有利于密切西藏与清王朝中央政府的关系，有利于巩固西南地区边防，对维护清代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疆域的稳固意义重大。其二，在正式财政收入有限的情况下，清政府利用茶叶边销可以降低其治理边疆的成本。这在甘肃和新疆地区表现为搭放满汉各营兵饷，已在前文论及，此处不赘。在蒙古地区则表现为与茶叶贸易有关的落地税、规费以及茶商商捐等是库伦、科布多各衙门经费的重要来源。以库伦衙门经费为例，“除了库伦办事大臣自身养廉银由朝廷负担外，库伦地区并无固定税收，都由商人携带货物中抽取砖茶”(88)赖惠敏：《满大人的荷包：清代喀尔喀蒙古的衙门与商号》，第147-183、386页。。

四、结语

在中国历史上，内地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交往交流是常态，但在清代之前，受政权对峙、政治对立、战争等因素的影响，在内地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交往交流中，贸易的品种、地点、规模和形式等常常受到严格的限制。入清以后，清王朝相继统一了蒙古高原、青藏高原以及天山南北等地区。在此基础上，清政府吸取历朝历代治边的经验教训，改变过去大多数中原王朝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行政管理缺席的状况，对蒙、藏、新疆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了有效的管辖，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形成了一个大一统的格局。

在清朝大一统的环境中，茶叶边销政策就成为了清政府治边政策和边疆地区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清一代，清政府根据各少数民族的历史传统、社会情况、风俗习惯等，在蒙、藏、新疆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因俗习以为治”的治边政策与民族政策(89)马大正主编：《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339页。。这一政策在茶叶边销上具体表现为清政府以“安边、便民、通商、裕课”为原则，因地制宜，因俗而治，更多地利用市场的力量，积极发展内地与边疆地区以茶叶为主的贸易。这种贸易使边疆地区的游牧业经济走上商品化道路，逐步纳入全国性的贸易网络之中，内地与边疆地区开始形成相互交融的经济共同体。在此基础上，内地与边疆地区之间有了更多的人员、文化方面往来，这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实体基础。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当近代中国遭遇边疆危机时，各少数民族同胞成为维护国家主权的中坚力量。

【本文载于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22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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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建强 / 编辑：江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