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茶叶对外贸易
民国时期的茶叶对外贸易
陶德臣
(陆军工程大学 政治工作系， 江苏 南京 )
摘 要： 民国时期华茶对外贸易延续了1888年以来的衰落趋势。从茶叶出口数量、出口平均价格、出口总值来看，这一时期中国茶的对外贸易经历了衰落、复苏、衰败破产的变迁。从中国茶的外销市场来看，英国、俄国、美国三大市场仍然重要，但地位不断下降，香港、北非等市场的重要性不断上升，最终成为最主要的国际市场。民国时期茶叶对外贸易的变迁影响了当时的茶类生产格局、茶叶出口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政府振兴华茶的努力。
关键词： 民国时期；茶叶贸易；中国茶；国际市场；茶叶出口
近代中国茶叶贸易经历了鲜明的大起大落发展历程。以1888年为界，晚清茶叶对外贸易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前期是迅速发展直至繁荣阶段，后期是不断下降的衰落阶段。晚清茶叶对外贸易衰落的内在原因是中国茶叶质量严重下降，外在原因是印度、锡兰、爪哇、日本茶的强力竞争。衰落的主要表现为茶叶出口数量急剧跌落、市场总危机爆发、世界茶叶大国的地位彻底丧失(1) 陶德臣：《近代中国外销茶的发展阶段与特点》，《中国农史》1996年第2期。 。标志性的事件是，1900年，印度超过中国成为世界茶叶出口第一位，中国在世界茶叶贸易中的地位降为世界第二。与晚清72年历史相比，民国茶叶对外贸易仅有38年历史，但具有更多曲折性。民国茶业及茶叶对外贸易在沿续晚清茶业衰落的历史惯性方面走得更远，衰落情况更为惨烈。20世纪20年代后，又有所回升，这一局面持续到1938年，嗣后走入曲折破产的境地。由于民国茶业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到新中国茶业的基础，因此，研究民国时期茶叶对外贸易发展的状况、特征、原因就显得很有价值。鉴于学术界尚无专文面世，特加以初步研究。
一、民国时期茶叶对外贸易发展阶段
(一)茶叶出口数量
民国成立后，晚清茶业衰落势头并未停止。民国茶叶对外贸易史大体可分三个阶段，从出口数量、出口价格、出口价值看，出口数量作为茶叶对外贸易最直接的繁荣与衰落标志，体现得十分明显。
1.1912—1920年的衰落时期。1917年、1918年，锡兰、爪哇又继印度以后分别超过中国，中国在世界茶叶贸易中的地位顺序降为第三位、第四位。虽然到1916年中国茶叶出口数量大多保持在140万担以上，1915年甚至还超过170万担，1916年也有150万担以上，但这主要是俄商大力生产砖茶，自运回国所致，并不能代表茶叶对外贸易的复苏。事实上，由于洋茶竞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及俄国十月革命后停止从中国进口茶叶、俄商砖茶厂停止生产等因素影响，民国茶叶对外贸易在1917年特别是1918年出现了断崖式下跌，嗣后持续数年萎靡不振。“世界大战几乎中止了传统的中国茶叶贸易”(2) 徐雪筠：《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340页。 。此时的俄国是中国茶叶最大的销场，“运茶由火车装去，实居多数”，但在世界大战中，“火车每因装军品，即停止装茶，时断时续，诸多阻滞”，船只尤为紧张，茶叶输俄大受影响(3) 《华茶贸易之险象》，《申报》1917年4月18日，第10版。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边境被封锁，茶叶贸易中止，中国茶痛失俄国主市场(4)《汉口茶业之现状》，《申报》1917年4月9日，第6版。。大西洋又由于德国“厉行封锁政策后”，“航运阻滞”，欧洲商船来中国装货的不多，吨位也有严格限制，贸易工具奇缺，运费高昂(5)《汉口市面与茶业之恐慌》，《申报》1917年3月6日，第6版。，许多茶叶滞留国内无法外销。加上英国颁布禁止茶叶入口条例作为战时法，凡不是殖民地茶均在被禁之列，但对印度、锡兰茶则网开一面，允许其部分入口，中国茶遂绝销于英国。茶商又受困于“银根奇紧，拆息飞腾”(6)《婺德茶商反对更章》，《申报》1918年12月7日，第10版。，“镑价频长至五先令左右，以致茶价一落千丈”(7)《华茶对外贸易之悲观》，《申报》1917年11月22日，第10版。，茶叶贸易跌入深渊，输出大减，倒退到鸦片战争前的水准。由于茶叶无法外运，俄商阜昌、新泰、顺丰三大砖茶厂开工极不正常，茶季时竟宣布停工两周，直到西比利亚火车限制解除始能开工。在中国的其他洋行，办茶同样迟疑，“均不似从前之广收并蓄，交易异常冷淡”(8)《汉口茶市之近况》，《申报》1917年5月30日，第6版。。
1918年底，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中国茶叶外销仍无起色。“兵战既终，商战继起，独吾茶业，屡战屡败”(9)《条陈茶业困难之呈文》，《申报》1917年5月20日，第14版。。俄国管制对外贸易，提高入口关税，减少生活消费品输入，中国茶销俄毫无起色。英国扶助本国殖民地茶产，压制中国茶，实行不公正的差别关税。国外洋商竞争不择手段，曾有“某国将华茶大批购去，运至国内翻箱，以华茶优胜，转装伊国木箱，标明某国商标，将自己低次之货翻入华箱，销诸他国，故抑自己之价而抬高华茶之价，势必不能畅销于各国”(10)《茶业前途之悲观》，《申报》1919年5月7日，第10版。，以此达到破坏中国茶叶外销之丑恶目的。因此，中国茶叶外销形势仍无好转。国内“陈茶积滞未销，商力极形疲乏”，1920年5月调查，闽鄂湘皖等省存茶不下20万箱。至1921年1月，两湖茶还有10余万箱，销出去的茶仅一二成。祁红销去6成，尚存2.4万箱。上海秀眉绿茶存底8万余箱(11)《华茶贸易之悲观》，《申报》1921年1月4日，第10版。。总计红绿茶存底30余万箱。红茶“十剩八九，绿茶亦仅销十之三四”(12)《洋庄茶销路稍有活动》，《申报》1921年2月17日，第10版。，茶商忙于销陈茶，但收效甚微。即使运到海外的茶叶销路也不佳。因此，1920年是近百年中茶叶出口最少的一年(详见表1)。中国茶叶外销数量急剧下降，其占世界茶叶市场的比重也随之下降(详见表2)。
(表1) 1912—1920年茶叶出口数量表
资料来源：吴觉农、胡浩川：《中国茶业复兴计划》，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84-86页。
(表2) 1912—1920年中国茶叶占世界茶市比重表
资料来源：吴觉农、范和钧：《中国茶业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69-171页。
中国茶叶外销数量占世界茶叶市场比重由1912年的大约四分之一降至1920年的6.20%，1920年的比重仅有1912年的比重四分之一。这直接导致中国茶叶主要市场基本丧失。英国、美国、俄国为中国近代茶叶外销三大主要市场，三大市场总销量本来占中国外销茶叶的80%以上，但由于印度、锡兰、爪哇、日本茶的激烈竞争，中国茶在这些市场的比重日益下降。1911年前，情况已经不妙，“除俄国外，中国正逐渐失去在世界各茶叶消费国的市场”(13)徐雪筠：《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海关十年报告〉编译》，第335页。。如中国茶在英国市场上的比重，1890年还占30%，1900年退至5%，1907—1911年又退至3%以下(14)《世界茶业史略》，《商务官报》1907年第1册。，1914—1916年分别为4.1%、4.0%、2.8%(15)《印度之茶业》，《农商官报》1920年第71期。，以后一般也仅5%左右。美国市场，1890年中国茶占50.7%，20世纪后比重不断萎缩，1919年仅为9.8%，1920年比重有所上升，也仅11.35%(16)中国茶叶学会：《吴觉农选集》，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7年，第107-109页。，但也不到1890年的一半。澳洲市场也不妙，1867年前全部进口中国茶，1905年中国茶占其茶销比重不足2%(17)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第450页。。
民国初年，俄国市场占中国茶外销量的一半以上，而1920年仅为3.78%(18)徐雪筠：《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海关十年报告〉编译》，第382页。。
2.1921—1938年的复苏时期。民国茶叶对外贸易经历了多年低谷后，1921年进入复苏时期，这也是民国茶叶对外贸易仅有的“繁荣”时期。1923年后，苏俄设立协助会，在上海、汉口接洽购茶。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滞销茶也处理得差不多了，20世纪20年代末期中国又开辟了北非绿茶市场，这些均对中国茶叶外销起到促进作用。1923年，中国茶叶出口担，比上年净增22534担，占出口总值第9位。翌年，输出有所下降。1925年起，出口数量持续增长，年均保持80万担以上水准，1928年、1929年分别达到担、担，代表着民国茶业的巅峰。但中东路事件后，中苏交恶，茶叶销苏大受挫折。又逢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茶叶市场大打折扣，中国茶叶外销数量随之大跌，1930年减为担。嗣后到1938年，茶叶外销数量大多数年份徘徊在60余万担左右。1931年勉强超过70万担，1934年出口最多，为担，跃居各货出口首位，占出口总值5%。总之，此阶段中国茶叶外销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占世界茶市比重均比兴盛时大为逊色(19)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编：《华茶对外贸易之前瞩与展望》，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25-26页。，充其量不过是瞬息即逝的末日余晖(详见表3)。
(表3) 1923—1938年中国茶叶出口数量及占世界茶市比重表
资料来源：吴觉农、范和钧：《中国茶业问题》，第169-171页；吴觉农、胡浩川：《中国茶业复兴计划》，第84-86页；《世界重要茶叶市场之剖析》，全宗号：四二二(4)，286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下册，上海：中国茶叶研究社，1949年，第119页；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0页；陈宗懋主编：《中国茶经》，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2年，第734页。
3.1939—1949年的衰败破产时期。这一时期先后经历抗战与内战，全国大部分地区均战火纷飞，茶叶生产、贸易失去起码环境，遭受灭顶之灾，出现百余年来最为衰落的现象。1938年，江浙皖许多茶区沦陷，但由于福建、香港未落入日寇之手，国民党执行茶业统制政策(20)陶德臣：《民国茶业统制述论》，《安徽史学》2000年第3期。，抢运茶叶出口，茶叶出口数量并未下降。10月，日军占领武汉后，上海、汉口两大茶市中心被日寇占领，福建海岸又遭日军封锁，茶叶运输困难，翌年出口数量大减，仅有2.26万吨，仅为上年数量的54.2%。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失陷，茶叶出口受阻，只得辗转西北出口，数量极为有限。而福建“海口被敌封锁，福州至厦门、泉州等地海运被切断”，茶叶运输“耗费至可惊人”，中国茶叶贸易陷入绝境，外销几乎停顿(21)林馥泉：《武彝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福州：福建省农林处农业经济研究室，1943年，第71页。。抗战胜利后，各国经济凋疲，茶叶市场不畅。翌年，国外对茶叶的需求增加，国内尚有大量存茶急需出售，由于成本较低，茶商有利可图，茶叶出口尚称活跃，出口稍有增加。但随着内战爆发，法币不断贬值，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宋子文又实行“外汇钉牢”政策，致使茶叶出国后的价格反而低于国内价格，茶商无利可图，“茶叶之输出，一落千丈，简直不能与战前(即抗日战争前——引者)同日而语”(22)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4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496页。。茶叶生产、贸易均走进了死胡同(详见表4)。
(表4) 1939—1949年中国茶叶出口数量及占世界茶市比重表
资料来源：陈宗懋主编：《中国茶经》，第735-736页。1939—1949年未含台湾茶出口量，1946—1949年包含台湾茶出口量。
(二)茶叶出口平均价格
从按海关统计的茶叶出口总值除以茶叶出口总量得出的茶叶出口平均价格看，鸦片战争后至1876年左右，中国茶叶外销价格总态势是逐渐上涨后趋于平稳，每担茶叶价格都在20两以上，嗣后至1907年降至13—19两/担，1908年起茶价持续上涨，1926—1938年一般高达30—40两/担，仅1934年、1937年低于此数，分别为29.77两/担、29.39两/担，似乎茶价有东山再起之势。1939年后，茶叶外销逐渐困难，茶价迅速跌落。1926—1938年，茶价相对较高的情况，除了汇率的影响外，还与国内特价指数的上扬、成本加剧、苏销及北非市场的拓展有关。尤其是此时绿茶出口较多，绿茶价格较高带动了茶叶总价格增加。综合各种因素，1939年的茶价以银价计，比1867年减少了3两/担左右，以美元计，则减少26.25美元/担，减幅达72.4%左右。即使以银价计算，茶价最高的1931年，以美元计算，茶价也仅为1867年的40.77%。因此，完全有充分理由说明19世纪70年代后的茶价是不断下跌的。1912—1939茶叶出口均价详见表5。
(表5) 1912—1939年茶叶出口平均价格表 (平均价格单位：关两/担；美元单位：元)
资料来源：据历年海关统计计算，并参陶德臣、王金水：《中国茶叶商品经济研究》，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1999年，第347-348页。
由于出口茶包括绿茶、红茶、砖茶等三种主要茶类，它们的价格也不相同。绿茶价格最高，其次为红茶，价格略低，砖茶价格最低，大致只有前两种茶的三分之一(详见表6)。
(表6) 1912—1939年各类出口茶叶每担平均价 (平均价格单位：关两/担；美元单位：元)
资料来源：据历年海关贸易统计，并参陶德臣、王金水：《中国茶叶商品经济研究》，第350-353页。
红茶价格虽有曲折，但总趋势是不断上涨，1939年曾达到67.98关两/担的高价。但红茶价格如以美元计算，却呈现不断下跌趋势。1939年红茶价格以美元计算，只有7.49美元/担，仅为1864年红茶价格87.95美元/担的8.52%。如果减去1904—1918年每担1.25关两的关税和8%的费用(1918年后减去8%)，那么，显得更加衰落。绿茶价格表面上也是持续上涨，1927年后各年除1938年外，均超过49余关两/担，1931年还达到历史最高峰的61.80关两/担，但这也并不意味着绿茶价格的真正高昂。以美元计，绿茶茶价持续下降的态势也相当明显，1864年，绿茶价格合美元为127.82美元/担，而1939年绿茶价格却只有18．05美元/担，降幅高达85．88%。又如1931年，绿茶以银价计为61.80关两/担，为1864年的1.6倍，但折成美元，却只有1864年的16.44%。可见，名义价格的上升，并不是带来了真正的高价，而是掩盖了外国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剥削和掠夺，没有带来真正的实惠，反而是事实上的低价。砖茶的情况也不例外，表面看茶价不断攀高，1928—1929年达到28—36关两/担的高价，但如折成美元价，砖茶价格是步步下跌的。如1869年，砖茶名义价仅12.45关两/担，折成美元是20.04美元/担；1936年，砖茶价格折成美元是4.60美元/担，仅及前者的22.55%，两者的差价达15.80美元/担。可见，红茶实际跌价最猛烈，其次是绿茶，最后才是砖茶。
(三)茶叶出口总值
1912—1915年，茶叶出口总值均在3000万关两以上，且保持上涨趋势，1915年、1916年分别达到关两、关两的高峰。这大概是近代中国茶叶出口价值最多的两年。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1917年的茶叶出口总值已不足3000万关两；翌年仅有上年的48.33%，1920年更是历史的最低谷，只有关两。嗣后，除1927—1931年(1930年除外)出口总值超过3000万关两外，其他年份保持在1000万至2000万关两的水准。1940年起，茶叶出口总值每况愈下，利润逐渐干枯。茶叶出口总值如果折成美元，则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真实发展情况。1912—1914年，每年超过2000万美元，1915年、1916年均超过3000万美元，翌年下跌至3000万美元以下，1918年仅有美元，1919年骤增至3000万美元以上，1920—1921年下跌较多，1922—1929年出口总值尚有1400万—2600万美元，嗣后急剧下滑。抗战胜利后，虽有一定程度回升，但已是日薄西山，回天无力了(详见表7)。
(表7) 1912—1939年茶叶出口总值数量表(出口总值单位：关两；美元单位：元)
资料来源：据历年海关贸易统计，并参陶德臣、王金水：《中国茶叶商品经济研究》，第362-365页。美元数量根据当时汇率计算。
二、民国时期茶叶对外贸易品种类别
民国外销茶类主要分为红茶、绿茶、砖茶三大类。此外，还有黑茶、乌龙茶、茶梗、茶末等少量其他茶。红茶本为晚清主要外销茶类，由于受到印度、锡兰、爪哇等地所产红茶的强力竞争，19世纪80年代达到鼎盛后随即销量大降，1896年出口量首次跌至百万担以下，到20世纪后一般年出口量只有60—70万担，比全盛时的1888年减少约百万担。1918年后，更是一蹶不振，年出口量大多为10—20万担，比重降至占茶叶出口总量的四分之一。20世纪30年代，年出口量已不足10万担，所占茶叶出口比重虽有所提高，但已无实际意义。红茶贸易的衰落状况比较真实地代表着民国茶叶对外贸易的衰落历史。绿茶是民国茶叶出口的另一主要茶类。由于受到日本绿茶的竞争，晚清时期绿茶出口量严重衰退。20世纪20年代后，绿茶在北非市场打开销路，绿茶出口数量有所上升，输出量增至20—30万担，个别年份超过30万担，所占茶叶出口比重提高到30%—40%。20世纪30年代这一比重提高到40%，1939年、1940年还超过60%。1941年后，绿茶输出数量也大减。砖茶是民国时期茶叶出口的另一主要茶类，主要销往俄国。1917年前，砖茶生产与贸易为俄商所垄断(23)陶德臣：《中俄青(米)砖茶贸易论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3期。。1895—1916年间，砖茶贸易极为兴旺，几乎占出口茶总量三分之一以上，年均出口量达到50万担左右，1913年、1915年还超过60万担，分别达到担、担，这是近代砖茶出口的鼎盛年份。砖茶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红茶贸易衰落而造成的茶叶出口数量严重下降的损失。十月革命后，俄商砖茶厂停止生产，砖茶失去俄国主市场，砖茶贸易一蹶不振。20世纪20年代末，又恢复到年出口量最高为20万担的水准。抗日战争爆发后，砖茶输往苏联运输困难，1939年后，砖茶贸易与红茶贸易一样走向破产(详见表8)。
(表8) 1912—1949年各类茶输出数量及比重表
资料来源：据历年海关贸易统计，并参陶德臣、王金水：《中国茶叶商品经济研究》，第281-284页。
三、民国时期茶叶对外贸易国际市场
晚清时期，中国茶叶三大国际市场分别为英国、俄国、美国。鼎盛时期，中国茶销往三国的总量每年在180万担以上，占中国茶外销总量的80%以上。民国时期，这三大市场仍然重要，但地位呈现不断下降趋势，其他茶叶市场的地位日见重要，并最终成为主要市场。
英国是中国最大市场。自19世纪60年代至1886年，中国茶年均销英百万担以上，占中国茶外销量的50%以上。1887年跌至80万担以下，为担，翌年又跌至担，占中国茶叶外销比重为28.52%，丧失中国茶叶最大承销国地位。嗣后，英国进口中国茶叶的数量不断减少，1906—1916年大多数年份20余万担，1911年、1915年超过30万担，分别为担、担，但仍为中国茶叶第二大国际市场。1917年起，中国茶输英数量仅有10余万担，嗣后虽有回升，但1928年起已不足10万担，有的年代竟只有数万担，贸易衰落情况可见一斑。
俄国是中国茶叶第二大市场。19世纪70年代起，俄国每年进口中国茶持续上升，大体保持在30—70万担之间，1888年达到担，占中国茶叶外销总量14%—38%，一跃成为中国茶叶最大外销市场。嗣后，虽有反复，但基本保持上升趋势，至1915年、1916年达到历史巅峰，输入中国茶叶担、担，占中国茶叶外销比重分别达到68.06%、65.18%。因十月革命影响，俄国进口中国茶锐减至担，1918年仅有95745担。嗣后不断减少，1925年开始得到复苏，1934年前，每年大多保持20多万担的输入量，1935年后已不足20万担，1938年更只有3982担，占中国茶外销总量仅有0.58%，衰落至极。俄国市场的繁荣主要是砖茶贸易带来的，最兴盛时，砖茶年输入60余万担，每年俄国输入的砖茶占中国砖茶外销总量99%以上，可见砖茶贸易地位极其重要。
美国是中国茶叶第三大市场。晚清时期，美国年输入中国茶叶数量起伏不大，一般年达20—30万担间，1894年最高，也仅担。1910—1917年，美国年输入中国茶10余万担，嗣后基本呈下降趋势，1926年起年输入仅有数万担，1939年、1940年为17085担、22511担，衰败不堪。
除了三大市场外，中国茶叶的其他市场主要包括香港、北非市场。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茶叶的其他市场所销数量逐年增加，地位日见重要。1912年，其他茶叶市场输入中国茶担，占中国茶叶外销总量12.18%，超过美国。1922年，其他市场进口中国茶担，占中国茶外销总量30.09%，成为中国茶出口第二大市场，这主要得益于北非绿茶市场的开拓。此后，其他市场输入量持续上升，数量大多数年份保持在20—30万担，1921年、1922年、1940年均超过50万担，1938年甚至达到担。其占中国茶叶外销比重不断攀升，1938—1940年，均在90%以上。可见，其他茶叶市场已成为民国茶叶最主要市场。这一格局起于1928年，当年输入担，占民国茶叶外销总量48.35%，嗣后一直占据首位。
其他市场中香港市场比较特殊。香港时属英殖民地，是转口贸易，茶叶经过该地仍输向世界各地，当然以英国殖民地、南洋为多。1900—1937年前，香港年输入中国茶大多保持数万担水准，少数年份超过10万担(24)据历年海关关册统计及《最近中国对外贸易统计图解》，南京：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调查部，1931年，第32页。。1938年后，中国茶叶转道香港出口，香港地位骤然重要，该年出口茶担，占民国茶外销总额57.44%，翌年减至担，比重减至52.45%。1940年1至6月，仍出口担，比重高达78.47%(25)吴仁润：《最近我国茶叶对外贸易分析》，《贸易月刊》1941年3月号。。1946—1949年，年出口仅数千担，所占比重微不足道。香港市场1917年前占中国茶总销量10%以下，1918年起，绝大部分年份比重超过10%(26)徐雪筠：《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382页。，由此可见，香港市场的转口作用不可低估。其他市场中的北非市场成为澳洲市场丧失及三大主体市场衰落后最主要的市场。1912—1922年，还仅有一、二万担的年输入量，1922年骤增至40458担，翌年又翻了一番，达85643担，1924—1939年，年输入量均为10余万担(27)《世界重要茶叶市场之剖析》。。这是中国茶销北非的全盛时期，占中国茶叶总销量的40%左右。实际上，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的10余年间，北非已成为民国茶叶最大销场，中国茶之所以没有迅速衰减，主要得力于北非市场的贡献。1946—1949年，销往北非的茶尚有2—10万担。但，就是这一新兴市场，也在日本茶竞争下很快失去了(详见表9)。
四、民国时期茶叶对外贸易变迁的影响
(一)对茶叶经济的影响
民国茶叶对外贸易变迁对茶叶经济尤其是茶叶生产产生了直接而又深远的影响。
首先，对茶叶生产的总体影响。与民国茶叶对外贸易的衰落、复苏、衰败破产相适应，民国茶叶生产基本也经历了这三个时期(28)陶德臣：《民国茶业的衰败破产及其原因》，《近代中国》第20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第277-303页。。因为，近代中国茶叶生产的出口是近代中国茶叶经济的一个鲜明特征，其对外出口发展状况极大地影响了茶叶经济的发展。因此，当茶叶对外贸易衰落后，主要依靠外销的茶叶生产就减少了销路，失去发展的有利条件，因而也就不可能不衰落。所以，与民国茶叶对外贸易的发展节拍相适应，茶叶生产也必然受到极大影响。
(表9) 1912—1949年主要茶叶市场输入中国茶数量及占中国茶出口总量比重表
资料来源：据历年海关贸易统计，并参陶德臣、王金水：《中国茶叶商品经济研究》，第311-315页。
其次，对不同茶叶生产的影响。不同茶叶生产的状况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并不一样。例如，红茶对外贸易基本呈现衰落趋势，所以生产红茶的传统地域如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广东、福建等红茶区的生产就萎靡不振，这是民国时期的基本情况。但在民国初期，砖茶贸易就很兴盛，所以生产外销砖茶的湖北砖茶生产就很兴盛。1917年十月革命后，砖茶失去俄国市场，销路严重不畅，砖茶生产就失去了它的黄金时期，遂一蹶不振。以后虽有恢复，但到解放前从未达到历史最好水平(29)陶德臣：《近代中国青(米)砖茶生产的盛衰》，《中国农史》2021年第5期。。20世纪20年代，北非绿茶市场开辟后，绿茶对外贸易有所起色，这就推动了传统绿茶生产区域的茶叶生产。所以说，民国时期茶叶对外贸易的变迁带给茶叶生产的影响是复杂的，不是单一的。
(二)对对外贸易格局的影响
在传统中国外贸结构中，丝茶瓷具有决定性地位。其实，早在19世纪20年代，中西贸易结构中茶已是中国第一位的出口商品，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1900年。1901—1911年，其在外贸总值中的位次降到第2位。所以，在传统中国外贸结构中，相当一段时间，茶占外贸总值比重一直很高，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例如，1869年，茶叶出口货值占外贸总值达61.64%。嗣后虽有所下降，但到1875年仍占53.25%，1886年前均在40%以上。后来，因茶叶出口衰落及土货出口增加影响所致，其所占外贸比重下降较快，1911年只有10.15%(30)吴觉农、胡浩川：《中国茶业复兴计划》，第78-82页。。入民国后，所占外贸总值比重继续在振荡中下降，一般均不足10%，少数年份超过10%，其在外贸格局中的位置也由第2位下降至最低时的第10位之后(详见表10)。
(表10) 1912—1938年茶叶出口总值占外贸总值比重及在外贸货值中的地位表
资料来源：据历年海关贸易统计，并参徐雪筠：《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378-379页；吴觉农、胡浩川：《中国茶业复兴计划》，第78-82页；陶德臣、王金水：《中国茶叶商品经济研究》，第362-365页。
(三)对政府行动的影响
19世纪80年代末茶叶对外贸易衰落后，社会有识之士、官府，包括外国某些人士均已提出过振兴中国茶业经济的建议和设想(31)陶德臣：《晚清时期外国人对近代中国茶业危机的认知》，《中国农史》2016年第4期。，也做出了一些努力，采取了某些措施，但并未从根本上找到挽救茶业衰落的灵丹妙药，民国茶业继续走向衰落。鉴于茶叶在国计民生及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民国一些人士、政府当局继续为振兴茶业而努力。他们在晚清振兴茶业的基础上，采取了更多的措施。比如举办博览会、兴办茶叶教育、创办茶叶试验场、创立茶叶合作社、创新经营制度、推行茶叶检验和改造等。这里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政府于1936年始行的茶业统制活动(32)陶德臣：《民国茶业统制述论》。，施行地域是主产红茶的皖赣两省。茶业统制的目的在于“打破中间剥削，谋茶农之真正利益，复兴茶业”。但皖赣红茶统制重要当事人吴觉农把它称之为“反帝反封建的半幕剧”，最终遭到失败。因为，“旧日茶栈的经理，公然也做了运销处红茶推销组的主任；旧式的交番，仍旧被拉去做了运销会的跑楼。彼此间的误会，只要在大家的利益均沾下，只要保住了‘面子关系’，在暗中早已冰释”(33)中国茶叶学会编：《吴觉农选集》，第176-182页。。实际上，茶业统制与旧体制相比换汤不换药，没有本质区别。抗日战争时期，政府继续施行茶业统制，主要采取四个措施：统制外销茶业改良；统制外销茶叶购销；统一茶叶出口检验标准；统制茶业贷款。应该说抗日战争时期的茶业统制活动虽然成功打压了茶栈等中间商，但一些政府支持的茶厂商号隐然变成了中间商，对茶农采取了剥削之策，尤其是官办中国茶叶公司实际上又变成垄断性质的公司，成了官僚资本的牟利工具(34)陶德臣：《民国时期的中国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茶业通报》2002年第1期。，最终茶业统制不可能达到政府“抗战建国、救济农村”的目的，政府茶业统制“最终还是无法逃脱被淘汰的历史命运”(35)陈涛：《经济全球化视阈下华茶国际贸易波动与国民政府对策研究(1927—1949)，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61-195页。。可见，政府干预市场的行为最终并未成功。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茶叶外对贸易在清代晚期衰落的基础上保持了继续衰落直至破产的总趋势，但基本趋势中又有曲折，可分为衰落、复苏、衰败破产三个时期。民国时期外销茶类主要分为红茶、绿茶、砖茶三大类。此外，还有黑茶、乌龙茶、茶梗、茶末等少量其他茶。民国时期茶叶对外贸易变迁产生了诸多影响。其主要表现为对茶叶经济的影响、对对外贸易格局的影响、对政府行动的影响三个方面。政府虽然也采取茶业统制政策，企图干预市场，但这种努力最终并没有实现，这主要是茶业统制政策的诸多缺陷造成的。
【本文载于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22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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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建强 / 编辑：江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