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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茶叶的历史作用,人文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有何分歧

2022-04-19 16:35:57热度:66°C

尽管总会有人不喜欢茶的味道，甚至把茶说成是毒药、浪费金钱和危险的舶来品，但实际上几乎每一种与茶叶接触的文化都将其描述为一种文明开化的象征，认为它能带来一种节制的愉悦感。1000多年前，这样的观点首先出现在中国；而在17、18世纪，欧洲的学者、商人和传教士解读并重构了中国人关于茶叶（及类似商品）的思想，并将其转化为欧洲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有一种早期现代社会思想认为，消费和对外贸易是创造文明和社会和谐的积极力量，茶叶的拥护者将其吸收进来，辩称茶叶平衡了经济，并培养出健康和有适度自制力的消费者。将茶叶视为文明力量，这种观念对茶叶消费的成败至关重要。大众营销者推动着我们多买、多吃、疯狂购物，我们经常认为节制是对这种营销的反抗。然而，这完全是一种对节制与消费之关系的非常当代的理解。节制并不排斥物质世界，它发展出一种消费的道德观，一边妖魔化某些商品和消费行为，一边又提倡另一些商品和消费行为。因此，正如我们在本书中所看到的，19世纪的跨国禁酒运动改变了食品和饮料产业，促进了现代饮食的产生，并将消费主义合法化为一种积极的社会力量。甚至在19世纪中叶的美国，当消费者开始更青睐咖啡时，一名美国商人公开表明：没有其他农作物能像它这样刺激地球上最遥远的地区进行交流，也没有任何其他与它利润相当的饮品在口味上如此受到更文明的国家的欢迎，或是成为这样一种舒适的源泉，成为节制、健康和快乐的手段；而其他任何饮品是否具有同样使人恢复健康的能力和刺激人类心智官能的作用，这本身就是令人怀疑的。这位商人描述茶叶时，把19世纪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认为商业是文明教化的媒介——应用到了特定的商品上。然而，这样的想法并不是西方特有的。例如，在日本出生的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东方部部长冈仓天心于1906年出版了《茶之书》（The Book of Tea），这本英语史书篇幅不长，却广为流传，它赞扬了作者所谓的“人情之杯”（Cup of humanity）。冈仓天心相信，“茶叶的哲学”不仅仅是美学方面的：它同时表达了我们对于人类与自然乃至道德与宗教的全部观点。它是卫生的，因为它对清洁有强制性的要求；它是经济的，因为它表现出简单的舒适，而非繁杂和昂贵；它是符合道德几何学的，因为它定义了我们对宇宙的主次观念。它使其全部拥护者都拥有贵族的品位，并由此代表了东方民主的真正精神。见多识广的冈仓天心游历广泛，但最终在美国定居，并融入以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Isabella Stewart Gardner）夫人为中心的富人艺术圈。正是在芬威园（Fenway Court）的加德纳家中，冈仓天心首次公开宣读了他的茶叶史著作，并鼓励美国富裕阶层吸收日本文化。在无数的历史著作中，冈仓天心撰写的茶叶史就像外交官，为东方和西方、穷人和富人架起沟通的桥梁。几乎就在冈仓天心撰写他那本史书的同一时期，印度茶叶种植园主提出，真正的民主、健康和文明的茶叶不是来自日本或中国，而是来自大英帝国。例如，1914年10月，致力于推广印度茶叶的宣传员之一A.E. 杜谢恩（A. E. Duchesne）在《箭囊》（The Quiver）杂志上发表《茶叶与禁酒》（“Tea and Temperance”）一文。该杂志由约翰·卡塞尔创立，此人是一位禁酒改革家，也是茶叶和咖啡商，并创立了一家重要的出版社。这些社交关系确保了茶叶与“大英帝国性”和英国的文明使命有了密切关联。这篇文章重申了茶叶作为“禁酒改革家最有价值的盟友”唤醒了英国国民这句格言。杜谢恩写道，茶叶已经使狄更斯时代的“醉醺醺的护士和贪杯的马车夫”不复存在，使商人不必再“端着酒杯谈生意”，并且打破了“醉酒是英国男子汉气概的考验和证据”这种看法。这种热饮唤起了“关于家庭的愉快联想……童年的天真、母亲的神圣、妻子的爱、优雅女性的魅力”，并借此以一种积极的方式赋予20世纪的英国一种女性化特质。这种简朴的商品没有“庸俗”“粗暴”和“淫秽”的属性，是“文明的一个因素”。此外，喝茶是一种民主的习惯，“时尚女士”“商人”“职员和打字员”“工厂工人、辛苦的女裁缝和洗衣妇、苦力和军人”等都能平等地享受它。经历了战争年代的蹂躏之后，这种居家的“大英帝国性”尤其受到人们的赞赏，不过茶叶的倡导者自17世纪以来就一直在推动这种故事元素了。然而，茶叶在1914年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象征。它在一个关乎商业和基督教、民主、文明和帝国的故事中居于主角地位。表面上看来，杜谢恩和冈仓天心的文章十分相似，但事实上，冈仓天心认为茶叶是东方文明的一个范例，而杜谢恩则认为，正是“我们在印度的英国种植园主的活力和商业能力”把这种“富人的奢侈品”转变成“穷人的日常饮料”，而中国农民没有做到这一点。因此，杜谢恩指出，英国的帝国主义使大众消费和文明传播得以实现。事实上，是中国农民和国际商业社会培育出了在维多利亚时代极受欢迎的中国茶叶，而在19世纪末以前，大多数英国人还没喝过，甚至没听说过他们帝国的茶叶。按照杜谢恩的解释，茶叶使帝国主义合法化了。帝国的批判者也提出相同的观点，并指出茶叶并不是缓和人民与国家间关系的外交官，而是小偷或强盗，为了西方利益而盗取东方财富。对于茶叶的历史作用，人文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有不同的解读，其分歧在于他们对茶叶在全球经济和文化交流方面的影响所持的态度不同，但他们不约而同地都把茶叶当作阐释人性和全球关系的一种手段。人文主义者倾向于使用一种比较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很多不同的人作为消费者参与其中共同享乐。这种解读方法通常强调消费者的仪式和体验，而非劳动和不平衡的利润。例如，那些创造我们的全球经济并书写其历史的人，往往把消费主义赞颂为人类的普遍特质，却用商品来强化不平等和差异。相比之下，我们所说的帝国主义模式往往强调基于种植园的殖民地经济的不平等，以及它的环境和人力成本。虽然学术史更普遍地落入后者的范畴，但这两个模式都已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并被用来阐释全球性的关联和比较，揭示文化、经济和政治史的交汇。我也把茶叶当作书写全球化历史的手段，但我并不认定全球化过程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自然发生的，也不认为它带来了更多的平等或者同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