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门红茶的诞生与初期的发展

清末战乱，市场萧条，民不聊生，绿茶滞销，茶价低廉。传说历口有个吴老汉，一次卖茶，捂红了茶草，所有的茶号都不收他的茶叶。按照常规，这种茶草只有倒掉。但吴老汉不舍得，回家自己把它揉制起来。第二天，老汉背着这些红黑色的干茶，拿到市场去碰运气，恰巧遇到一个外国传教士，拿起来闻闻，茶叶里透出一股特殊的香气，连赞“好！好！好！”就给了一个较高的价格，要求吴老汉明天还制这样的茶叶卖给他。旧时代的农民是保守的，没有谁会很快相信这种异乎寻常的做法。但祁红却在这样的失误中萌芽了。

关于祁红的开创有三个版本。

其一，胡元龙说。

胡元龙，贵溪人。雇宁州茶工，仿宁红自制红茶，大获成功。

大清第119号奏折记载祁红创始过程云：

安徽改制红茶，权兴于祁、建（至德），而祁、建有红茶，实秉始于胡元龙。

胡元龙为祁门南乡贵溪人，于咸丰年间（1851～1861）即在贵溪开辟荒山五千余亩，兴植茶树。光绪元、二年，因绿茶销路不旺，特考察制造红茶之法，首先筹集资本六万元，建设日顺茶厂，改制红茶，亲往各乡教导园户，至今四十余年，孜孜不倦。

其二，胡元龙、陈烈清同时创制说。

民国祁门城里人郑恭《杂记·祁门红茶源流》：“民国纪元前五十年，有邑人胡元龙、陈烈清（又名陈光楷）相继在祁门西南乡创设茶厂，招工授以焙制方法。这两家茶厂算是制茶最早。”

清末绿茶滞销，历口吴志忠老汉无意中发现红茶制法的传说，不胫而走。红茶是外销产品，在当时茶叶内销乏力的形势下，却能一枝独秀。桃源陈怡丰茶号庄主陈烈清（居外桃源——今闪里镇），其夫人王银娣，是箬坑察坑人，与吴老汉是表亲，对此早有耳闻。察坑的茶农，凡有茶叶，总是送到陈烈清的茶号销售，图个亲戚照应，卖个好价钱。

其三，余干臣说。

黟人余干臣，在福建任税务大使，闽红出口，均经其手，悉知祁门已有红茶生产，充入闽红销售。清同治十年（1871），余自闽罢官归来，赁居祁三里街，在中和馆宴请胡元龙与陈烈清，希望与之合作。而胡、陈二位主张各自独立经营。余干臣遂赴与祁门西乡毗邻的至德尧渡街开设茶号，试制红茶。光绪二年，余干臣在祁门历口设茶庄，继续红茶试制；光绪四年，余又设茶庄于闪里，进一步开拓红茶。

胡元龙首先将祁门红茶运往汉口。当时汉口为俄所据，红茶为俄商所喜。独特的品质得到俄商的高度赞许，汉口遂形成祁门红茶外销市场，为俄商所垄断。俄国革命以后，俄商实力消亡，外销市场转到上海，为英商所霸持。

胡元龙在汉口首销祁门红茶获得成功，给财政税收捉襟见肘的清政府，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引起了清政府的重视，在朝廷奏折中给予格外推崇，从此奠定了胡元龙在祁门红茶开创中的领先地位。

洪源永茶栈

说到祁红在上海的销售，不得不提到洪源永茶栈。

祁门城里的洪家大屋，是世代经营茶业的洪炯宅院。洪炯曾是林则徐的部下，在上海为官，督修宝山海塘，经费不足，自贴银两以毕其役。后因营茶的家兄逝世，遂辞去官职，到广州继续茶叶销售，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因洪炯在营茶中，与英人颇有往来，便命其担任联络官，负责在相互之间传递信息。鸦片战争之后，洪炯回到祁门宅居。曾国藩大帅府就设在洪家大屋，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幕僚，负责文书档案，洪炯的儿孙们，即为李鸿章手下的书办。李鸿章创立淮军，带领一批在祁门做书办的文人到上海负责文案，后来这批人，都成了李鸿章洋务运动的骨干。

洪书文，字味三，洪炯曾孙，以左腕作书，颜筋柳骨，清劲挺拔。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在上海东唐家弄（今天潼路）怡如里10号开设上海第一家红茶茶栈——洪源永茶栈。后来，洪味三将洪源永的经营管理交给了他的弟弟洪益良。洪益良，也是清末祁门的书法家，他是民国时期，祁门最大的茶商。

祁红全用手工制作，做工精细，工序繁复，仅筛茶一项，便要过26道不同型号的筛子筛过。外表色泽乌润，条索紧细，峰杪秀丽，汤色红艳透明，叶底鲜红明亮。最具魅力的是香气，有砂糖香或苹果香，并带有兰花香。制茶季节，茶号透出的香味，沁人心脾，远传千米之外。国外称之为“祁门香”，列世界三大高香名茶（祁门、印度大吉岭、锡兰）之首。

外商来华采购，必待西南乡的贵溪、闪里、历口三处之“黄山”“白岳”“贡贡”三个箱面到沪才开盘采购。三处的显赫一至于此！祁红出山，即受到外商的赏识，运茶客商一到，即大开中门迎接。当时有谚云：“一品客，二品官”，可见祁红之尊贵。

初期的发展

桃源有14家茶号，成立“义成茶叶出口公司”，公推当时在苏州任参议员的陈世英任茶叶销售的总经理。因苏州原是绿茶的销售地，红茶在此再转运上海，故而桃源红茶在初始阶段未能获得最高层面的重视。

桃源的红茶生产，引起上海金融行业的极大兴趣。光绪十六年（1890），上海汇丰银行入驻闪里放贷，桃源最大的茶商陈郁斋（即1915年巴拿马博览会金奖得主），为扩大红茶生产经营，向汇丰贷款，于光绪十八年（1892）增建“恒信昌”分庄，他经营的两家茶号年产干红茶千余箱（担），资产近千万元。由此一端，可见汇丰银行对当时祁红生产所起的推动作用。

清咸丰四年（1854）至同治二年（1863）的十数年间，太平军屡犯祁门，动辄焚烧屠村，祁门成了清军、民团与太平军的战场，人口从47万骤减至10万；曾国藩驻祁十个月，征集民财，以充军费，祁门城乡，财货一空，经济凋敝，生计无着。祁门红茶改变了这一困境，祁红的诞生，开创了现代外向型经济的先河。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红茶产量达六万余箱，取代安茶，远销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徐海啸 来源：黄山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