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晶评《创造新日本》︱美日关系史的“洞穴”与“深渊”

华东师大范大学政治学系 李永晶

《创造新日本：1853年以来的美日关系史》，[美]W. 拉夫伯尔著，史方正译，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6月版，168.00元

一、1853年：致命的遭遇

1860年6月16日，一个由七十七人组成的日本外交使团为交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批文所搭乘的美国军舰抵达纽约港，这是自1853年7月美国东印度舰队的佩里将军率领四艘军舰强迫日本打开国门以来，美日关系史上的第二个高光时刻。目睹此景，大诗人沃尔特・惠特曼（1819-1892）激动不已，于是吟诗一首：“面容姣好的曼哈顿人/美国同志——东方终于来了/原初的女人终于来了/……我也提高了嗓门，承担着自己的使命/我在我的西部海洋歌颂着这个世界/我歌颂着新帝国，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宏伟——就像在幻想中/我歌颂美国，我歌颂情侣们——我歌颂更伟大的至高无上……”但这种兴奋仅仅属于美国人，同时代的日本人却忧心忡忡，甚至憋着一腔的怒火。在费城，有人对一位美国海军军官说：“这是你随行所带的猴子吗？”（26页）这是历史学家定格的“冲突”的一个画面。

日本使团的这次出访，注定不是一次普通的外交活动，因为他们已决意引入近代文明的火种。继这次派遣访美使团后，从1862年到幕府灭亡的1867年，幕府还先后向英法俄等欧洲国家派遣了五次使节团。日本人由“锁国”走向“开国”的意志此时已然明确；借用柏拉图著名的比喻，他们看到了光亮，决意走出旧时代的“洞穴”。只是他们并未意识到，这颗近代文明的火种包含着致命的危险：它导引人们推开了自然的神秘大门，将创造自然的伟力毫无保留地交到了凡夫俗子的手中；人们带着登峰造极的欲望与自负，目空一切。新的“洞穴”在等待着它的猎物。

其实，在这一年的3月3日，江户幕府的“大老”、相当于内阁总理的井尹直弼遭暗杀身亡。日本下级武士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江户幕府初代将军德川家康建立的封建体制的分裂加速，并在寻求新的结合形式——内部走向中央集权制的压力与外部走向新世界的压力同时出现。此时的美日关系就像一座由美国“设计”的奇特的核反应堆：裂变与聚变同时在发生，巨大的能量开始积蓄。上面抄录的惠特曼的诗歌，无论有着怎样的浮浅乃至肉麻，它都是时代精神的显现——诗人敏锐的心灵已经捕捉到了来自东方的“辐射”。

然而，这是一座不稳定的，或者说缺少控制的核反应堆。1868年前后爆发的明治维新，可以说就是一次小规模的“核事故”：到1877年明治政府平定“西南战争”为止，数万将士已经为此殒命。此后，这座反应堆勉强维持了工作时的“临界状态”；它持续输出能量，诸如明治立宪、日清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炮制“满洲国”、侵华战争等等这些定义了近代日本的事件从中获得了动力。产业革命、商业往来、种族主义、殖民竞争、帝国欲望、文明使命，这些历史进程中的这些物质与观念因素混杂在一起，连同无数人的生命，充当着燃料。

1941年12月8日上午，日本天皇向国民发布了针对美国的宣战诏书。得知这一消息后，日本文学评论家竹内好（1910-1977）立刻撰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有这样的字句：“历史被创造出来了！世界在一夜之间改变了面貌！我们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我们因感动而战栗着……我们感觉到从自己的内心深处涌出某种难以名状的、摄人心魄的震撼之力。”（《竹内好全集》第14卷）竹内好的激情得到了点燃，这与1860年惠特曼初次见到日本使团时的情形可谓不分伯仲：他们都看到了历史得到创造的瞬间。不同的是，惠特曼的赞美洋溢着无穷的乐观，而竹内好的文字却是一篇沉郁的战斗宣言：它是一篇针对近代西方殖民主义世界秩序、针对惠特曼的世界的宣战书。不过，二人倒是有一个属于那个时代的共同点：他们都过于自负了。

悲剧很快达到了高潮。1945年8月6日上午8点16分，一枚装有六十四公斤铀的原子弹在广岛上空五百八十米处爆炸；历史学家记录说，“顷刻间有8万至10万人丧生，包括12名被俘虏监禁的美国海军飞行员。”8月9日上午11时2分，另外一颗原子弹在长崎上空爆炸，据说有七万人殒命。

那么，美国当时有不使用原子弹的可能吗？这其实并不是后世的历史学家感兴趣的课题。早在这一年的5月，负责讨论武器使用的“临时委员会”（由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领导）内部就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但委员会还是向杜鲁门总统建议使用原子弹；与此相对，海军部长福莱斯特认为，“只需要封锁线和空中力量就能迫使日本屈服，既不用进攻，也不用原子弹。”历史学家这样分析道：“杜鲁门和史汀生拥有与福莱斯特同样的痛苦，但不像福莱斯特，他们将原子弹视为答案。对他们来说，迫切的问题是尽可能让苏联远离日本本土。原子弹是杜鲁门武器库中唯一能够迅速终结战争并让斯大林深刻受到美国在东亚强大实力的武器。”（246页）作者有意使用“痛苦”一语，以为历史的残酷涂上一抹温情。

杜鲁门在政治的意义上做出了决断：他必须拆解前任罗斯福总统与斯大林达在2月达成的《雅尔塔协定》，因为该协定使得斯大林获得了此前沙皇们梦寐以求的东北亚权益，而这又与美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的“门户开放”政策发生了冲突。因此，当杜鲁门获知原子弹研制成功后，王牌在手的他已经不必再求助斯大林的力量了。“答案”的真相至此水落石出：原子弹使用与否，其实取决于美苏两大帝国如何安顿自身欲望的问题。在这些欲望的相互撞击中，日本帝国率先灰飞烟灭。

美国的一位政治幽默作家曾这样评价佩里在1853年取得的功绩：“麻烦在于，英勇的准将叩开大门后，我们没有进去，他们却走出来了。”美国动用人类最新驯服的能量，拆毁了危险的美日关系的这座“核反应堆”，将日本人赶回了“洞穴”。摧毁与重建同步进行，这一次美国自身充当了控制反应堆三件套：慢化剂、控制棒和冷却剂。遍布日本的驻日美军军事基地，在紧盯着来自欧亚大陆东端的动向的同时，看守着昔日自负、桀骜不驯的敌人与当下看似惟命是从的盟友。但谁来看守美国呢？

二、从“远西”到“近西”：冲突的起源

若说1853年以来的美日关系史有特别之处，那么就在于它集中呈现了迄今所知的人类的全部类型的“冲突”。有一些冲突、诸如战争与贸易摩擦等摆在明面上，人们但凡撇上一眼就会了解大概的情况，而作为观念冲突的“文明冲突”，则在多数时刻充当着背景和底色；在一部分物质利益至上的人们的心目中，这种观念上的事物甚至得不到承认。其实，如果我们能意识到“物质”与“观念”并非表面上的对立关系，那么，我们就可以将这些冲突还原为人们彼此“欲望”的冲突；如前所述，在工业文明与资本的驱动之下，人们带着各自无限膨胀的欲望，走上了世界大舞台。

我们且看本书开篇处的一段叙事：“他们（即美国人）之所以轻易服膺于对财富的追求，其中有诸多原因。美国人相信他们确实生而自由——也就是说，他们出生于或者生活于这样一片土地，这片土地上既没有封建制度，也没有13世纪后在欧洲出现的众多管制措施。由于缺乏封建历史，美国人并不能理解为何欧洲与亚洲的民族不能轻松地摆脱身上的枷锁。而且，19世纪中叶的美国人掌握着广阔的土地，可以进行无尽的开发和迁徙。几百万印第安人挡住了开发之路，但他们正在被系统地消灭或者限制在保留地中。”（第6页）这些看似轻描淡写的数行文字，让我们看到了近代历史的一个开端；它随后流动开来，始如涓涓细流，终至惊涛骇浪。

将美日关系的开端设定为美国人对“财富”的追求，这看上去浅显易懂，但问题还有复杂的一面。比如，历史上荷兰人也曾怀着对“利益的眷恋”来到日本，但他们——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他们是“荷兰国民中的人渣”“不是恶棍就是一帮无能之辈”——在幕府将军及其官员面前奴颜婢膝，以求得维持通商的机会。一位荷兰作家在1769年的一部戏剧中以辛辣的笔触写道：“一个民族沦为奴隶或许是命运所为/但原本自由的人在日本却主动扮演着卑贱的奴隶/在出岛仅仅是为了赚钱而抛弃了上帝/这样的事情在东方从未发生，直到荷兰人到来。”（唐纳德・金：《日本发现欧洲，1720-1830》）在追逐财富这一点上，美国人与荷兰人并无二致，但他们的心性结构中还有着截然不同的侧面。

此时美国人的“心性”，在自己“掌控”的辽阔土地上进行的“无尽的开发和迁徙”中，也就是所谓的“西进”运动过程中，得到了定型。作者接下来的说法说出了真相的另外一面：“几百万印第安人正在被系统的消灭或者限制在保留地中。”长久以来为人们所讴歌的美国价值观，诸如热爱自由、个人主义以及美国梦等等的形成，除了所谓的高尚的“清教徒传统”的精神滋养外，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充足的世俗养料。他们将一切历史包袱都留在了欧洲旧大陆，在新大陆上又将印第安人逐出家园，奴隶贸易为他们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劳动力。再也没有什么能阻挡他们享受“自由”的步伐了；他们还为自己的行为赋予了最高的理由：“天定命运”或曰“昭昭天命”。到了1890年，将近四百年的“西进”的历史已经落下帷幕，新大陆上的“边疆”已经消失。然而，美国的历史在既定的轨道上向前运动：美国人将新“边疆”推进至太平洋深处。

1898年5月1日，美国舰队摧毁了位于马尼拉湾的西班牙舰队。麦金莱总统当即派遣一万二千名士兵占领了马尼拉，并迅速着手合并夏威夷。麦金莱说：“我们十分需要夏威夷。”于是，这一年的6月，夏威夷王国被美国吞并。1899年2月，菲律宾爆发了民族运动，向殖民主义者打响了第一枪。历史学家记录下了一种天真的看法：“对于美国人来说，这是善良的商人与邪恶的殖民者之间的竞争。”当然，这只是帝国的自负与虚伪，因为“这场战争持续了三年多，带走了数千美国人和数十万菲律宾人的生命”（72页）。从弱小民族的角度来看，“天定命运”就是他们遭受殖民主义者屠戮的命运。

美国人继续着他们的“西进”政策；1899年9月，时任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向他的欧洲同伴们发出了有名的《关于对华贸易门户开放政策的通牒》，即所谓的“门户开放”政策。然而，他们未意识到，羽翼渐丰的日本成了它的绊脚石：作为近代殖民世界秩序嫡子的日本帝国，它也有着自己“西进”的“天定命运”。明治日本陆军的“太上皇”山县有朋在这一年提出了所谓的“主权线”和“利益线”一说，开始将中国的东北地区视为自己的禁脔。这构成了1904年日本发动“日俄战争”的直接动机。日本在1905年艰难取胜后，时任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宣称日本已经成为亚洲的“半大陆性列强”。这一年的6月16日，此时仍在隔岸观火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给一位英国好友的信中这样写道：“日本人是多么优秀的民族！他们在战场上的表现与商场上的表现一样卓越。”（83页）他未意识到，新老两个帝国的“西进”政策，已经开始交汇。美日两国再次发生致命的遭遇。

日本为胜利冲昏了头脑，内政外交开始荒腔走板。1929年10月，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突如其来，列强追求自保，文明迅速开始倒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公然将中国东北地区据为己有，事实上替美国人划定了他们“西进”的禁区。对于有着“西进”精神结构的美国人而言，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们随即宣布了“史汀生主义”：不承认日本政府的政策。世界大战的导火索由此点燃，日本进入了所谓的“十五年战争”时期。到1945年日本战败时，数千万人已经成为帝国欲望的牺牲品。

美国的欲望得到了大幅度的实现：在随后进行的军事占领和战后安排下，日本列岛事实上成了美国最新的“西部边疆”。用当时美国世界政策中的语言，日本扮演着美国的“西海岸”，是美国“远东边疆的枢纽”。1963年，美国副国务卿约翰逊自豪地宣布，日本已经成为亚洲其他国家的“榜样”和“现代技术的源泉”；他还表示，“从我们的位置来看，远东，更准确地说是‘远西’，或者更恰当地说法是‘近西’”（416页）。美国之所以对日本不惜赞词，是因为此时的中国正是它敌意的新焦点。

美国的这种“边疆思维”或者说“边疆欲望”，构成了美国世界政策中的“执拗低音”。执拗低音，这是日本政治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1914-1994）有名的说法，意思是在同一乐章中以各种形式反复出现的一种低音类型，丸山用它来形容思想观念中那种恒常、精微的要素，使得乐章呈现出它的独自特征。追求“自由”，这是所有民族精神中的华章，但“执拗低音”却在长远、深远的意义上决定着它的成色。1863年，美国驻日本的领事普鲁恩这样写道：“所有驻日的西方列强官员都是文明的前哨站的哨兵。我们在这里如同面对印第安部落一样。”（31页）在美国的一些政治家的眼中，一切阻止他们“西进”族群统统可划入“印第安部落”。这种对“文明”的自负，同样是它的“执拗低音”。只是，他们在日本列岛遭遇到了阻击。

三、什么是“历史的教训”？

上面对一些历史事实的回顾，主旨并不是要对历史上的美国或日本进行再一次的批判，而是要重现美日关系的深层逻辑和欲望——它们就是我们所知的“近代”（或“现代”）自身。这是一个让人不愉快的事实。大哲学家尼采为世人留下了一条著名的警句：“与怪兽作战者，可得注意，不要由此也变成了怪兽。若往一个深渊里张望许久，则深渊亦朝向你的内部张望。”1860年日本人对新世界的一次“张望”，是他们走出前近代“洞穴”第一步。它诚然获得了真实的回报：日本在战胜清王朝后，开口就要将辽东半岛和台澎列岛吞下，大英帝国不无赞许、不无讽刺地评论说，日本已然变成了“极东的小猛兽”。尼采的预言不幸实现了，近代的“深渊”已经为日本开启了大门。

生性敏感的日本人内心不无委屈：是西方列强、是美国人强行以“文明”的名义，将他们带到了“深渊”面前。冈仓天心在《茶之书》中曾这样写道：“在日本醉心于和平的高雅艺术之时，他（即西方人）总把她视为野蛮未开化的民族；而自从她开始在满洲战场大肆杀戮以来，他却称她为文明教化之邦。”如果只是将这一句话视为嘲讽和无奈，或者单纯视为日本的自我辩护，我们就错过了“近代”的真面目：手持着科学与技术的利器，带着赤裸裸的欲望，人们成群结对地开始走出“洞穴”，但旋即又为下一个“洞穴”所捕获。这个旅程出奇的长。那么，人们还能从此前的道路、从历史当中吸收教训吗？

本书原题名为《冲突：美日关系全史》，作者从“冲突”的视角对两国自十九世纪中叶开始迄今为止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描摹。其实，认识到这种还将持续下去的“冲突”，就已经是人们已经获得的一个教训。这当然不是新鲜的见解，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者历来将“冲突”、将“威胁”挂在嘴边。因此，真正历史教训或许是，人们要认识到由自己的欲望和历史法则所决定的“冲突”表现形式。华夏世界的先民曾言：“不能反躬，天理灭矣。”这或许是历史教训的最高表达。

历史学家不是先知，但他们有着自己的判断。针对美日两国的冲突史，作者写道：“倘若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则可使两国人民之间有更好的了解，如果他们幸运，还可以认识到必须接受、控制和限制这一冲突。”作者非常谨慎，连续用了两个假设句式来限制他的“教训”。然而，“使两国人民之间有更好的了解”这件事自身的困难，以及“幸运”这个说法让人联想到的命运的善变与无常，都暗示着历史学家对这一关系有着堪称暗淡的预期，因为“冲突的根源深深扎根于历史之中，不可能稳妥地被消灭”。作者似乎意犹未尽，进一步提示道：“那些早期的冲突——关于哪种制度将主导对亚洲，特别是对中国市场开发的长达百年的竞争，其主要根源仍将继续影响美国和日本在21世纪的国内外政策。”中国，他在本书中曾将其形容为美日关系中的“幽灵”，再次出场了。本书出版于1997年；如果今天他重写，可能会有另外一种说法。这不禁会让我们陷入沉思。

在我们一般的认知当中，被称为“历史”的出版物所记载的往事，均可视为固定不变的“事实”。然而，作者创作心境的不同，读者阅读心境的变化，更不用说世界自身的剧变，都在虽然微妙但又确凿无疑地改变着我们对“事实”的认知。历史并不是固定的，从根本上说它是我们“心”的构成物。过去就在那里，但它变动不居，人们的每一次观察，每一次观念与意向对它的投射，都会让它瞬间凝固为现实。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的写作和阅读具有等同的意义：我们要让过去再次流动起来，以观察它潜在的流向。

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徐亦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