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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茶叶贸易的发展与演变(连载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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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茶叶贸易

明代是茶叶生产的重大转型期，明太祖朱元璋推行芽叶茶的政策，对中国古代茶业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使茶叶的生产、销售、消费诸经济层面较前朝有相当大的增长。明代前期茶叶贸易实施官统制，官卖官销，垄断经营茶，以达到“以茶治边”的目的。明朝中后期因朝廷经济能力衰退而大量吸收民间资本参与营运。明代茶叶分官茶、商茶、私茶。官茶西北易马。商茶由民间商人经营，领引纳税，准许公开售卖，私茶是未经请引纳税，走私交易。明英宗正统（1436~1449）以后，随着边境茶马交易的衰微，民间茶的贸易活动得以迅猛发展。茶业官统制结构向民间商人经营的结构性转化。从明代正统至清代前期又形成一个茶叶经济兴起的高峰期。明代茶叶贸易大体可划分为边境地区、内陆地区和海外三类市场。刘淼著《明代茶业经济研究》中对此有专门论述。

边境地区的茶叶市场。由于明朝军队对马匹的需求，茶马交易是明朝茶业经济贸易的主体。边境茶叶市场主要分布在西宁、河州、洮州、甘州、兰州、庄浪、辽东、岷州、黎州、雅州、碉门、岩州等地。凡是朝廷设置茶马司的地方，是官方进行茶马贸易的中心。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商人资本的大量进入，以致民间茶商取得了支配地位。所以明朝边境地区的茶叶市场，是官、商共同以茶叶与少数民族进行的贸易活动。明清之际，边境茶叶贸易十分繁盛，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商贾满于关隘，而茶船遍于江河。”色汝楫《南中纪闻》云：藏人“俗贵茶，中国携茶与之，即以金赠，虽一手掌茶，可博金一握”。正是由于藏族地区对茶叶的需求十分旺盛，所以成为内陆商人获利之渊薮。

内陆民间的茶叶市场。明朝除边境茶外销严加控制外，内陆地区的茶叶流通只要不违朝廷“茶引”制度，民间茶商是可以进行贩运行销的，采取较开放的自由贸易政策。例如福建武夷山茶，明清时期茶叶买卖相当繁盛。清嘉庆《崇安县志》载：“武夷以茶名天下，自宋始，其时利犹未溥也，今则利源半归茶市。茶市之盛，星渚为最。”“岁所产数十万斤，水浮陆转，鬻之四方，而夷茗甲于海内矣。”到清代初期，武夷茶市“在下梅附近各县所产茶，均集中于此。竹筏三百国内，转运不绝”。其贩茶的商人，据衷斡《茶市杂咏》所记，武夷“茶业均系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货物往返，络绎不绝”。其实，当时的茶商有两类，一类是外地大茶商至武夷来采办茶叶的，另一类是小商人自行担贩销卖。明清之际还形成以广州为中心的茶叶市场。广州市场以珠江南岸的茶叶加工业为支撑。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述：“珠江以南三十三村，谓之河南”，这里“土沃而人勤，多业艺茶”。三十三村主要加工“煮以珠兰”，适宜外销的花茶。广州是一个与海外贸易有直接关系的市场。素以经商而闻名天下的南直隶徽州府，其业茶的大商人“北达燕京，南极广粵”，

海外贸易口岸市场。明朝前期因防御“倭寇”，实行“海禁”。明朝同海外诸国的经贸往来，是以“朝贡”的形式来维系的，在此基础上生发并扩展了民间的贸易。同时，随着明朝海外移民的增加，茶叶的对外贸易也随之发展起来。同明朝保持良好关系的国家“皆尝来往广东”，因而广东地区在明代兴起了海外贸易。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群体中，相当一部分是在内陆市场积累了大量商业资本之后，厕身于海外贸易的。

在明清茶叶贸易发展中，特别是明中期以后，由于茶叶流通范围扩大，商人地位的提高，茶商队伍的扩大和商业竞争的激烈，出现了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乡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联络计议之所的茶叶商帮。主要有山西商帮、陕西商帮、广东茶商、福建茶帮、徽州茶商，还有浙江的宁波、龙游商帮，江苏的洞庭商帮，江西的江右商帮等。他们在长期商贸活动中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经营区域，进行大规模长途贩运，拓展了市场空间。

清代是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空前繁荣的时期，又是中国传统茶业经济中心地位逐步丧失的阶段。从18 世纪到鸦片战争前夕，是华茶出口贸易的发展期，茶叶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大量茶叶输入欧美国家，使中国外贸有较大顺差。鸦片战争后至19 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华茶出口贸易的繁荣时期，国门洞开，列强入侵，刺激了茶业经济的畸形发展，华茶一度独步国际茶市。19世纪80年代后期起，出口之数逐步减少，继之“销路实有江河日下之势”，陷入不可收拾之险境，这是华茶出口贸易的衰落时期。华茶从繁荣到衰落，帝国主义的扼杀是罪魁祸首，小农经济落后的生产技术和经营方式是内在的原因。曾经辉煌一时的中国近代茶业终于走到了尽头。

摘自陈宗懋、杨亚军著主编《中国茶经》2011修订版（上海文化出版2011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