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资讯 > 茶资讯> 正文

“我的读书经验”｜荣新江：一本本书翻下去

 00:00 / 00:00确认取消视频：荣新江谈求学时代逛书店的经历（来源：悦悦文化）(13:16)【编者按】近日，上海志达书店的“悦悦讲坛”邀请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特聘教授傅杰主持题为“我的读书经验”系列讲座。傅杰表示，“将不定期邀请我敬佩的师友来书店，或忆一忆他们的读书经历，或聊一聊他们的买书故事，或谈一谈他们的读书心得，或向青年朋友推荐若干他们心目中的好书。”澎湃新闻经悦悦图书（：yueyuebook1124）授权刊发该系列讲座稿和视频。第一讲傅杰邀请到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荣新江。荣新江教授主要研究中外关系史、丝绸之路、隋唐史、西域中亚史、敦煌吐鲁番学等，著有《中国中古史研究十论》《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敦煌学十八讲》《敦煌学新论》《辨伪与存真》《归义军史研究》《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等。

荣新江在讲座现场

骑单车在北京逛书店讲座伊始，荣新江讲到自己1968年上小学，到1976年中学毕业都“几乎没有念什么书”。他笑称“文革”期间因为没太多书读，所以把五种版本的《水浒传》都读遍，对一百零八将倒背如流，也因此培养了对历史人物的兴趣，选择考取北大历史系。因为中学图书馆的书被管理员都扔了，只剩下科技史相关的书，荣新江早年便接触了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化学史、数学史等书籍，于是在北大第一年也将时间都花在读科技史相关的书。“但读到最后读不动了，我根本就进入不了理科的计算，因为在中学没怎么好好学习。”荣新江回忆道。恰逢这时候北大开始开班讲敦煌吐鲁番研究，他就“一头扎进了敦煌吐鲁番的故纸堆。”荣新江分享的是他通过手机找出的一系列图片，其中第一张便是北京的中国书店分布图。那时除了在北大享受良好的图书资源，荣新江还大概每月一次骑着自行车从北京大学出发，“骑到车公庄，从关园插过来，上地安门大街，然后从五四大街这边先到文物出版社的门市部，然后到灯市西口的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门市部，再到灯市东口的中国书店门市部……”荣新江借助一张中国书店分布图回忆，“这灯市东口除了卖中国传统的古书之外，它有个门帘里面有个屋子，里头就是卖盗版书的，比如我们学日语的《广辞苑》是5块钱，《牛津英汉双语词典》也是5块钱。如果没有那些盗版书，中国那一代真是出不来那些外语人才的。”灯市东口还有古旧的西文学术书籍售卖，如1940年代斯坦因的《沙埋契丹废墟记》《沙埋和阗废墟记》，荣新江当时一个月仅有13块钱助学金，“买不起，只是去看”。“东单有一个中国书店，然后骑车沿着长安街走到六部口，六部口有个书店是专卖杂志的，如果你要《世界宗教研究》的某篇文章，就得去那儿找。再南下一点就到了琉璃厂，之后再到西单的中国书店，再到新街口的中国书店。新街口的中国书店是中华书局的书直接从印厂运过来的，价格特别低。”“在灯市东口有一个锅贴店，基本是中午吃一顿锅贴，然后骑着自行车走这么一圈。其实不是以买书为主，而是去看书。因为一本新书要进入北大图书馆编目的话需要半年时间，而一个月骑一趟自行车就能看到很多新书。”荣新江那时专挑单行道、有树荫的路，大约一小时便可骑达灯市东口。这在今天的他看来是不再多得的愉快日子。学生时代从未停止借书翻书荣新江回忆那时北大图书馆馆藏丰富，特别是西文书籍：由于国家经费有限，如博士生购书款全部交由北大，购买书籍后再向全国其他高校开放。当时北大学生一人一次可借10本书，荣新江几乎没有停过借书。他常常拿着一个塑料网袋，“跟打鱼的人一样，”背着一堆线装书。他的老师张广达先生告诉他要不停地翻书，一本一本地翻。他不仅将敦煌卷子翻过三遍，其他很多书也翻过多遍。因为借期只有一个月，很多书都是还了又借。

北大图书馆的借书卡

荣新江展示了北大图书馆的两张借书卡片，一张有他的学号，另一张上有他的名字。“我们不敢在借书卡上写名字，写名字的一般都是季羡林、耿世民、马雍、张广达这样的人物。我借的中亚史的书他们也都借过。图书馆很多书上都有我的学号，有的在宿白先生的后面。”荣新江笑称其实这样的一张卡片就可以写一篇文章。海外寻书研究生最后一年，荣新江去荷兰莱顿大学访学，当时他不到25岁，有资格购买欧洲铁路联营票。有了这张约合人民币200多元的联营票，他可以在一个月之内随便乘坐火车，北到赫尔辛基，南到卡萨布兰卡，东到伊斯坦布尔，西到海岸线。他走访了巴黎、汉堡、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柏林、不莱梅等地，背着双肩包周游欧洲列国两个月。荣新江认为欧洲没有中国这样的逛书店文化，读书主要还是依靠图书馆，而且书店规模都很小。他每周都去莱顿的Brill书店（同时也是一个国际知名的出版社），星期六Brill书店租给一个小伙子卖旧书，“那时贵的也买不起，便买一些一荷兰盾一本的抽印本，而这些抽印本往往是有名家题赠给某个著名教授的，教授去世后便卖出，买到合适的也会回国赠送朋友。”（关于Brill书店的更多往事可参见荣新江刊载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3期的《学术精品的追求——莱顿的布瑞尔书店和它的出版物》一文，或后发表于网络的《莱顿负笈正少年（三）》。）走遍西洋东洋后，荣新江收获最大的还是东京的神保町书店。若没有其他安排，他每年三月底到四月初都会去一趟。根据他的介绍，三月底是日本教授退休的节点，日本严格规定教授在退休的这一天必须清空研究室，而日本教授的家里是装不下那么多书的——一个日本教授攒的书都相当于我们的小型研究所。所以神保町便将很多日本教授或卖或扔的书拉走，其中一些书以300日元一本的便宜价格处理掉，比一杯咖啡都便宜！荣新江曾在东京大学对面的一家佛教书店中，以7000日元买下了原价150英镑的《和阗—塞语词典》。如果是买新书，荣新江每年最主要去的是一诚堂书店，楼下为日文书，楼上为西文书，书品非常之全。他回忆从自己1990年第一次去日本到现在，日本的书价基本没有改变，但因为汇率变化的缘故，近年在心理上更敢“下手”购买。

一诚堂书店

“所以每年三月份我就拎着两箱子《唐研究》过去，省下的邮费相当于机票和住宿费，每天都有朋友请我吃饭，除此之外就是逛书店，如果再有两个讲演还能赚几个钱。”荣新江笑称这是他的“资本主义再生产”。“在我研究的敦煌吐鲁番、丝绸之路、中外关系等方面，我的书是非常全的；藏学、隋唐史方面，之前我的书也是特别全的，后来藏学的都捐出去或送给别人了。我从来不藏任何善本书、线装书、珍本书等，我只是使用书。我对于书最得意的一点就是：快。通常一本书出了后，我很快就有了。但是我往往不讲收藏。说到不藏书，换书也是一种获书方式。我很早就和台湾地区的学者交换图书，最早交换的时候，大陆和台湾地区还没有通邮，只能先寄到香港的书店，再由香港的书店转寄。”“封建式经营”与“资本主义经营”荣新江说自己没有念过博士，但用过几个境外大学的很好的图书馆，包括莱顿大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耶鲁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日本龙谷大学等。在这些地方他都待过3个月以上，因此都曾对着书架一本一本地概览，“当然有的没走完，但大部分是过了一遍的。”他还短期用过法国高等实验研究院汉学所的图书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图书馆，东洋文库等——这里荣新江还分享了一件趣事，虽然他在东洋文库待了三个月，但赶上冬天，书库中没有暖气，且日本进书库必须穿拖鞋，不一会儿就需要出去暖和一下，因此没能看完。

“这张照片是在莱顿大学汉学院天井处拍的，左边是当时正好去访问的厦门大学韩振华先生，右边是我。”

他详细介绍了莱顿大学汉学院，汉学院原来是一个方形兵营，有一个天井。院里五脏六腑俱全，四角为四个教室，每一个屋子是一个教员的研究室，一半中间是天井，用来聊天，另一半则用来放书。因此西方学者不怎么攒书，都到研究室“上班”，用书时直接去图书馆拿。于是荣新江回国后和邓广铭先生开玩笑说：“你这个家里什么书都有，这是封建式的经营，他们是资本主义式经营。”荣新江送给莱顿教授的书也都存放在汉学院研究室的书架上，学者本人几乎不攒书，他认为这是非常好的制度，后来邓广铭先生创建中古史研究中心也是出于这样的理念。（可参考荣新江刊载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1期的《欧洲学院的缩影——莱顿大学汉学院》一文，或后发表于网络的《莱顿负笈正少年（之一）》。）制作资料卡片荣新江介绍，由于荷兰是老牌的帝国主义，莱顿大学图书馆的中近东部藏书非常丰富，所有的东方学的西文杂志，都是从一八几几年的第一本到最新的一本，包括各种专题论文集，全都在莱顿大学主图书馆二楼的东方写本与图书部的一个阅览室里。晚上屋子里常常仅荣新江一人，他买了一个手动打字机，拿莱顿大学汉学院旧卡片的反面做卡片，一本一本浏览，将直至1985年的所有西文杂志全部过了一遍。由于这样的积累，他现在讲课时对以前某学者在哪期杂志写过什么文章都有大致的印象。这样的卡片当时运回国时装了四个箱子，现在大部分都输入了电脑。“这对我现在做学问非常受用。先翻目录，有的我就到里面去看，然后再有内容我就打一个卡片，甚至抄。一楼有一个复印机，但我复印不起，基本没有复印，就是抄。”用了两三个月时间，他将莱顿大学图书馆的相关书籍全部翻了一遍。（关于图书卡片更详细的记述，见荣新江刊载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2期的《神圣的殿堂：莱顿大学图书馆东方写本与图书馆》，或版《莱顿负笈正少年（之二）》。）荣新江有一个本子，将所有杂志的翻看进度都记录在案。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图书馆五层楼全部开架，其中第五层全部是杂志。他在那里根据翻看进度，将所有历史相关的杂志全部补齐到1991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学的钱穆图书馆用相同的办法翻看了艺术史类的杂志，在崇基学院翻看了宗教学的杂志，那时香港中文大学复印要比大陆便宜得多，他复印了大量的文献。求书似渴荣新江还回忆了一些大学图书馆求书的往事。“耶鲁大学实际是Weinstein在买书，藏书之全几乎难以想象。”据他介绍，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大学的图书馆“无书不买”，以至于“现在的学生如果查一本书出没出，先上哈佛图书馆查询。”据他介绍很多老牌大学图书馆还坚持着这样的藏书传统，遇到没有的书就复印一本。“像谢稚柳1949年出的《敦煌石室记》，这是非常难找的，我在国内没找到，耶鲁大学有一复印本。只要他们图书馆没有，即使复印也要补全。”

荣新江在大英博物馆内部的旧图书馆

他在莱顿大学结识的马大任（John Ma）（注：一九八五年出任莱顿大学汉学院图书馆馆长）也体现了这种求书似渴的精神。马大任走遍了全世界各种图书馆，莱顿大学有一部伯希和编《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文写本和印本书籍简明目录》稿本复印件，便是马大任前去梵蒂冈教廷图书馆复印得来的。“这个复印本插在一个角落里，我曾经看到过。1991年我带李孝聪与高田时雄一起去莱顿大学图书馆转一转，我说这有本书你们俩肯定没有见过，然后就抽出来。高田马上去梵蒂冈对了原书，然后就出了梵蒂冈目录。”读书心得讲座的后半部分，荣新江分享了自己的读书心得。他给出了五个建议：读大家的书，读最经典的书，倒读，按主题阅读，集中读一个人。荣新江认为那时候只要是出版的，大都是大家的书，但大家的书中仍有分别。有些书——如陈寅恪的作品，虽然包含枯燥的史料，但有思想，有味道，便会吸引读者读下去；而还有些教科书式的书，虽可以用来增长知识，但太没有起伏，难以看下去。“陈寅恪的很多书和文章我都读过好几遍，也做了详细的笔记。”荣新江推荐听众阅读他给陈寅恪的《陈垣敦煌劫余录序》写的读书笔记，其中体现了他写读书笔记的方式。他认为读了大家的书便如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做学问就是一代一代地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往前移。”

陈寅恪作品

荣新江还推荐了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张维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唐长孺、季羡林等大家的作品。他认为读过大家的文章后，便很容易看出最新的作品到底仅仅是炒冷饭，还是在某一方面真有推进。关于读最经典的书，荣新江讲到了他所在的北大受欧洲学术界的影响，大家们往往仅发论文而不写专著，而现在中国学界比较走美国路线，注重写书，或将论文集结出版，他认为这是好的趋势。此处他推荐了《剑桥中国史》《中亚文明史》《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隋唐长安与东亚比较都城史》《什么是城市史》《丝绸之路研究精选集》等书，对于年轻人做学术来说是很好的基石。

《剑桥中国史》和《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

此外，荣新江还谈到做学术研究及一般性的阅读有时需要“倒读”。就增加见识和知识的目的来说，倒着读可以看到最新的成果。特别是选取专家的最新作品，根据书中评述，再加以选择进一步读哪些相关书籍。此处他推荐了刘迎胜的《丝绸之路》与范金民的《明清社会经济与江南地域文化》等书。荣新江继续谈到对于研究者，到了一定的程度，就需要按主题阅读，在一段时间内只读一个主题。他举例自己曾对藏学感兴趣时，读匈牙利学者乌瑞(Geza Uray)与日本学者山口瑞凤(Z. Yamaguchi)关于某一主题的若干论文交锋。“从文成公主入藏，到阿柴纪年，到赤松德赞的年代，到《贤者喜宴》，每一篇文章都是乌瑞先写一篇，然后山口瑞凤‘打’他，乌瑞反击，山口瑞凤再反击。”他说如此阅读特别有助于记忆理解。他还提到山口瑞凤的文章翻译成英文后反倒比日本原文要明确好懂许多，日本学界将一些重要作品英译，并在其中包含对日语学界相关研究的指引，从而达成了很好的与国际学界对话的效果，这样的做法值得中文学界学习借鉴。此处他推荐了《古代地中海和中国关系史研究》《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早期丝绸之路文献研究》《丝绸之路新史》等书。最后，他建议集中读一个人——在一段时间内把一个大家的作品全都读了，就会对一个学科非常清楚。他举例Bailey便是这样的一个大家，回顾了自己拜访Bailey并获赠两大袋图书的往事。此外，他提到Edward Conze也是佛教研究领域值得以这样方式阅读的大家。

“凤凰枝文丛”之《老营房手记》《云鹿居漫笔》《春明卜邻集》

讲座的最后，荣新江还推荐了一系列“大家小书”，包括光启文库出的《学史余瀋》《有思想的历史》、陈尚君的《行走大唐》《我见青山》、凤凰枝文丛的《老营房手记》《云鹿居漫笔》《春明卜邻集》、自己的新书《从学与追念：荣新江师友杂记》等。讲座尾声傅杰在荣新江结束分享后，描述了当年在荣新江家中所见海量敦煌学相关藏书时感到的震撼，特别推荐了荣新江的《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一书作为文史类研究入门的佳作。

《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

荣新江当年的博士生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余欣也来到了现场。余欣回忆当年作为学生参加荣新江每到周末进行的“周末杂谈”，期间荣新江与自己的学生海阔天空地讲述自己最近读书的经历、发现与心得，有时还会基于讲义进行一些学术基础的训练：如考古类的西文杂志有哪些需要经常翻阅。至今余欣还能翻出这些讲义。他很认同荣新江所讲从一份杂志的第一期翻阅到最新一期，在图书馆书架前从第一本翻到最后一本的研究方法——余欣博士论文中的想法便是在这样的过程里慢慢产生的。他还特别提到荣新江至今仍不断追踪国际期刊最新研究，让他惭愧而感动。讲座尾声，主持人傅杰笑谈了自己与讲座开头荣新江骑车逛遍北京中国书店类似的上海访书经历：“自行车从华师大，先到福州路，再到南京东路，有时再折到淮海路，在淮海路这么繁华的街上，停个车，与陈引驰和杨扬在淮海路这么靓丽的人群中各自拎着一包书，在福州路吃嘉兴粽子，有时候就买两个茶叶蛋，但真的是幸福。”傅杰最后引用了已故张世英教授的话，认为要到书店经常看看，不仅是买书，还可以了解到很多信息。张世英将这个过程比喻为“认识门牌号码”，一本书翻过两页以后需要用的时候就会有印象。(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