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的赶超战略(一)

序言：被外部力量所左右的普洱茶

2002年底在大陆兴起的普洱茶热，经过狂飙突进式的发展后在2007年的春天达到颠峰，被央视称为“疯狂的普洱茶。但很快就在这一年的四月间发生了普洱茶的地震，“下中大”三大品牌领跌普洱茶价格的急速下滑。到了2008的秋天据说有茶商在制作批发价6.5元/千克的熟茶，与以前动辄百元乃至数百元一片的顶峰期价格有了天壤之别，普洱茶产业已经处于了深冬。行业从业者都在冬天里呼唤春天，期盼春天的早日到来。

普洱茶是一个奇怪的产业，虽然普洱茶产自云南，但云南人喝普洱茶的人很少，主要是卖给外地人喝。而且更重要的是，严重依赖外部市场的云南普洱茶从业者，并不掌握市场的话语权，都是外地的消费者与茶商说了算。综观普洱茶的历史，因囿于当时的地理识见，在唐朝为陆羽的《茶经》所不收，普洱茶一直徘徊在中国主流茶文化的大门之外长达数百年之久，直到满清的达官贵人突然发现了普洱茶的价值，云贵总督鄂尔泰于18世纪在普洱府设立贡茶厂专门采办制作贡茶，普洱茶才第一次从边鄙走入上流社会。普洱茶的第二次兴盛也是靠台湾人突然发现“越陈越香”的价值，并破天荒地在中国茶叶史上创造了“炒茶模式”，从而正式启动台湾、香港、广东，乃至全中国的普洱茶狂潮。由此，可见云南普洱茶的发展史是一部外来力量的推动史，当中国的社会出现发展的变局，出现了新的消费倾向时，外部掌握话语权的人士有的就会重新审视普洱茶，而突然发现普洱茶能迎合新的消费观念的特殊价值，从而引爆普洱茶热。

考之前清时代，以狩猎采集业为主的满族及以游牧为生的蒙古人是不喜欢中原传统的清淡茶叶，这样地处西南边陲主要边销西藏的普洱茶以其味酽能化肉食而获得了满蒙贵族的青睐而成为了皇家珍贵的贡茶。而普洱茶在前几年的发达，也是乘台湾与大陆相继飞速发展的东风，两地出现了一大批有钱且有闲的阶层，他们喜欢收藏，贵难得之货，加上白领阶层对健身减肥的时尚追求，从而在外部市场造成了普洱热的群众基础。而专家与学者们及商界的嗅觉灵敏人士，充分认识到了时代消费观念的变迁，及时对古老的普洱茶进行再认识，一是发掘了“越陈越香”之普洱茶的核心价值，应对收藏与高端市场；二是发掘了普洱茶的原生态价值，并指出普洱茶具有降“三高”的特效，从而开发了中端的白领消费市场。

所以，普洱茶的幕后推手是来自外部的，普洱茶的发展模式是：外部刺激——应对模式。不是说这种模式不好，在一个产业的发展初级阶段，由于自身的积累不够，是非常依赖外部的推力的，但当一个产业千百年来完全依靠外部的力量来发展而没有很好的创造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内生发展模式，就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了。今天，普洱茶虽然冷了，但通过梳理普洱茶的发展轨迹，由于普洱茶在中国几大茶类中拥有鲜明的特性，只要时机一成熟，在外部力量的推动下普洱茶必将再显辉煌。但问题是，每一次普洱茶热了，就像一阵风说来了就来了，当云南的普洱茶界还没有准备好时，它就又像风一样突然吹到其他地方去了。热潮过后，虽然一度被捧成“天下普洱”的普洱茶，不过就像《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位国王，短暂的辉煌过后一夜回到解放前，除了颠峰回忆什么发展基础也没有。

所以，本文不是探讨普洱茶什么时候复苏，怎样复苏的问题，而是直视普洱茶的发展怪圈——不断重复的“外部刺激——应对模式”。只有突破这一循环怪圈，才能创造真正的内生发展模式，从而使的赶超战略得以实现。

普洱茶的赶超战略的对象是龙井与铁观音，也就是要像前者一样取得国茶地位。本文将借鉴云南咖啡与乌龙茶的发展路径，来揭示怎样创建内生发展模式，实施普洱茶的赶超战略。并对一些似是而非的流行观念进行批判，以凸显真正的赶超战略。品牌论、高度垄断论、大众快消论、质量信誉论等流行观点，之所以存在重大缺陷，是因为这些观点的提出没有真正从行业的特性出发，而是生硬的照搬一些成熟行业的经验，属于典型教条主义，由于没有抓到问题的本质，不但不能救时弊，而且有些理论还有拔苗助长之嫌疑。这些观点的最大弱点是忽视了普洱茶仍处在发展的低级阶段，需要实行“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韬光养晦战略，而采取冒险的进攻主义，用躁进的行动代替了冷静的思考与扎实的基础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