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茶人：朱自振

朱自振，茶史专家。长期从事茶史研究，论证巴蜀是我国茗饮文化的摇篮，为发掘和整理我国茶史文献，推进茶文化研究作出重要贡献。

朱自振，笔名史念书、史正、史茶，1934年旧历十二月生于江苏省武进县(即今武进市)三井乡长沟村。父亲朱福荫在本乡担任小学、中学教师。母亲万惠凤也是小学教师。朱自振是家中的第一个男孩，尤得双亲宠爱，学龄以前的启蒙教育全由双亲肩负，尤其是母亲成为他童年的第一个教师。朱自振读初小的第二年，即1940年夏天慈母突然病逝，从此暴戾的继母歧视和虐待，加之父亲在外教书难于照顾，他逐渐养成了倔强和勤奋的品格。

1946年，朱自振随父亲到昆山中学读书。翌年，他父亲到常州做事，朱自振亦随之转学柏桢中学，一直读到高中肄业。在常州读书期间，朱自振与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有接触，每逢暑假和寒假，便在家前屋后担负起放哨的任务。1950年3月，朱自振参军正是当年一度隐蔽他家的地下党干部推荐的结果。在部队，朱自振担任文化教员，两次荣获三等功。但他深感自己知识的不足，于1954年10月获得批准复员，并在寒假之后赴常州母校插班补习高中课程。当年，朱自振考取南京大学历史系。这为他后来从事中国农业史及中国茶叶史的学术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

编纂完成《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

1959年，朱自振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学院所属农业遗产研究室工作。该研究室主任万国鼎教授当时已届花甲之年。他觉得朱自振在工作上踏实，富有事业心和进取精神，便与之作了几次长谈，便把珍藏的一些茶史著作，以及所撰写的茶学论文，一一推荐给他，具体指导和帮助他熟悉并钻研茶史。

在万国鼎教授的直接指导下，朱自振在茶史探索之路上走出的第一步，就是协助另一位茶史研究专家陈祖架，共同核实、补抄地方志史籍，并且从中熟悉和搜集有关茶史资料。后来，万国鼎教授分配他们俩去完成茶史研究工作上的另一个重任，即整理和编撰《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

茶史研究课题是1962年在制订国家科学发展规划时，由出席会议的万国鼎提出，获得批准而后正式下达的。

说来事也凑巧。万国鼎在京出席科学发展规划会议的同时，朱自振和陈祖架正好出差到北京图书馆检索、核对地方志资料。会议一结束，万国鼎便向他们传达了会议审定农史课题的有关情况，说“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之方案分上编与下编两个课题，并说上编由陈祖架、朱自振主持编撰，下编则由朱自振、陈祖架主持编撰，两人既协力合作又各有侧重。当时陈祖架年纪比朱自振大得多，这样的安排，便于以老带新，在茶史研究工作上实行“传帮带”，同时也表明，万国鼎对于朱自振在茶史研究这项事业上所寄予的厚望。

朱自振与陈祖架凭借在北京图书馆检索地方志的过程，发现许多很有价值的茶史资料的线索，提出如果将其一一查抄下来，荟成专册，对于茶史研究工作来说则裨益不浅。这个设想得到万国鼎教授的同意。于是两人便在北京和其他几家大图书馆呆了下来，夜以继日地进行突击。朱自振没早没晚都扑在茶史资料的抄录上，每天一早出门奔往图书馆，抄一个上午，中午只在附近的小摊上吃点面条，下午再继续抄，晚上在招待所还要忙碌两三个小时。如此加班加点检索和抄录茶史资料，自然收获颇丰，但他双腿双脚的浮肿却一天比一天严重，可他只顾埋头苦干，把养病与休息置之度外。尤其叫人惊异的则是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情形。这里书库的调书，搬进搬出工作量很大，而朱自振一个人实在担负不起。该馆工作人员见此情景，就照顾他直接进库查抄资料。图书馆每天午休都要闭馆，朱自振想这午休两个小时若能利用起来，不就可查抄好多茶史资料吗?他就找有关领导商量，取得特许，继续留在书库赶抄茶史资料。这样他每天带点干粮，喝点自来水，照例被“锁”在书库内。前后被“锁”了一个多月，朱自振胃炎发作，头昏眼花，不时还会恶心、呕吐，可是他感到最大的欣慰，则是茶史资料取得了意外收获。

完成北京查抄茶史资料后，接着先后辗转天津、上海、杭州、宁波，从这些地方的地方志藏书中，查抄到更为丰富的茶史资料。直到1963年5月前后，茶史资料的检索和补抄工作才大体就绪。遵照万国鼎教授的指点，由陈祖架和朱自振从事《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上编》的编撰工作，不幸就在这一年，万国鼎教授突患脑溢血辞世。朱自振则遵循万氏生前的教诲，誓愿毕生从事茶史研究工作，努力完成其未竟事业。

就朱自振和陈祖架的愿望来说，本想用半年或者稍长一些时间编就这两部茶史书稿。然而，事与愿违，1964年初春，朱自振被自然毫不例外地被遭查封之厄运。事隔七八年之后，即1973年，农业遗产研究室划归江苏省农业科学院领导。朱自振和其他一些青年研究工作者，奔赴江苏各地的不同农作物产区，探索农史研究，包括茶史研究的创新之路。其时，朱自振与另一位同伴撰写了《历史上苏州地区的茶叶生产》一文(约1万余字)，并由当时苏州地区的农业主管部门打印下发给所属的茶叶生产单位，供研究参考。此后不久，朱自振则又撰写了一篇《江苏茶业的历史发展及其经验》的专题报告文章。20世纪70年代，朱自振一度被调到《江苏农业科技》杂志及报社工作，但他的茶史研究却始终没有停止，先后在《茶叶科技简报》和《中国茶叶》等杂志及报刊上发表有关茶史的文章。

20世纪80年代前夕，随着农业遗产研究室被批准恢复原来体制，朱自振才得以重新走上茶史研究的岗位。上班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其早年送审的关于《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上编与下编两部初稿重新加以整理和补充。该书1981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了却了三代茶史研究人员的心愿，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论证巴蜀是我国茗饮文化的摇篮

朱自振在茶史研究方面提出过种种论见，其中最突出的主张则是巴蜀是我国茗饮文化的摇篮。陆羽《茶经》所谓“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主张的是茶饮史前说。其后，或说茶饮始于战国时代，或说始于西汉时代，或说始于魏晋时代，历史上众说纷纭。至于究竟起源于什么地方并更无确定说法。直到清代初期，顾炎武才在《日知录》中说道：“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就是说巴蜀

在战国以前，茗饮之事早就形成风俗，而我国巴蜀以外其他地方的饮茶、种茶，则是在秦灭巴蜀之后才渐渐传播开来。朱自振肯定了这种论说，并且就此作出许多富有创见的阐述，从而论证了巴蜀是我国茶饮文化的摇篮。

朱自振经过考证认为：先秦之时，巴蜀乃是两个部族或国家，一个由巴人血统形成的巴族(巴国)，一个则是由蜀人血统形成的蜀族(蜀国)。现今重庆一带，即是巴族聚居的领域，而现今成都一带则是蜀族聚居的领域。这两个部族，并非当地的土著。相传“蜀人和黄帝族同源，是由甘青山地沿横断山脉南迁的羌族的一支。巴人祖居‘湖北清江流域’，《太平寰宇记》引《世本》说，‘巴郡南郡蛮，本有五隆……皆出武落钟离山。’钟离山，亦名留难山，位今湖北长阳县境内；其中巴姓的一支，就是由这里沿大溪移居川东的。巴族、蜀族移居巴山蜀水以后，他们和原先居住在这里的一些氏族，住相错，行相仿，交相融合，产生或形成了一种巴蜀文化。”这种由古代形成的巴蜀文化之中，自然就包括茗饮文化在内。

当然，巴人和蜀人在形成茗饮文化的历史进程中，仍有孰先孰后之别。这是因为，史学界一般认为，神农和炎帝，是南方特别是荆楚一带流布的传说；后稷，是北方崇拜的农神。所以，“从巴蜀来说，巴人无疑在茶的发现、利用上，关系比蜀人要密切”。这是朱自振根据汉代以后的种种传说记载而作出的推论。他的结论是：“我国茗饮早在秦朝以前在巴蜀就已有较长的发展历史；我国茶叶的生产、制造，由茶叶的产、制和饮用构建的茶饮文化，不是别的什么地方，而正是在巴山蜀水这个摇篮里度过它们的初年的。”这一结论虽非历史定论，但在考古未能为茶之起源发现和提供直接的证据之前，确乎起到了某种开拓和推进的作用。

朱自振退休之后，依然在茶史研究的领域中笔耕不辍，探索不止。他除了担负撰著《农业通史》中的原始农业卷部分，参与《中华茶叶五千年》和《中国古代茶书汇校》的研究课题外，还在着手整理《中国古代茶叶文献通考》，并策划建立一套不同类型的茶叶博物馆系列工程。在他的具体策划和指导下，“南京图书馆茶叶历史文化文献研究中心”的筹建工作已经起步。此外，朱自振还与有关地方政府以及有关茶叶企业合作，拟分别兴建宋代茶叶博物馆、元代茶叶博物馆、明清茶叶博物馆，以形成具有不同)-Z史时代特色和不同茶叶产区特色的茶叶博物馆体系。如今年愈花甲的朱自振，尽管体弱多病，但在茶史探索之路上的奋斗精神却不减当年。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愿为中国茶叶历史文化奉献终生!”

简 历

1934年12月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三井乡长沟村．

1939——1946年江苏武进长沟初小、大坝头小学读书

1946——1947年江苏昆山中学读书

1947—1950年华东军区炮兵军械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