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最喜欢喝龙井茶

在北京景山后街的一条胡同里，有一个两进的院子，灰砖灰瓦，方方正正，院内种满了花、草、树，郁郁葱葱。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生前的生活世界。至今，与邓小平相伴走过了58个风云多变的春夏秋冬的卓琳还生活在这里。

相识相爱在延安

院子里原样保留着邓小平的办公室,书柜里摆放着他生前喜爱看的书籍,写字台上还摆着孙辈们送给他的礼物，台历定格在1997年2月19日这个特定的日子。每逢邓小平逝世的祭日这一天，卓琳和儿女们都要在院子里撒满花瓣。花雨洒落，情思绵长，这是一家人对老人的深情祭奠。

1939年秋，邓小平与卓琳相识在延安。卓琳说：“他（邓小平）是从前方回来的，和邓发住在一个窑洞里头。我是在公安部工作，他们经常到公安部来玩。有时候也叫我们到他们住的地方去玩，他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了，我不知道。他就找跟我一块儿到延安的女朋友，让一个女朋友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不同意。那个女朋友和我谈了两次，我不愿意。我说我年纪还轻，不想那么早结婚。”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129师政委，卓琳是一个年轻女生。对这位从前方来的长征干部，卓琳自然缺乏了解。

据卓琳讲，当时她怕跟一个工农干部成家，因为去延安的那些干部多是工农干部，“我不是看不起他们，而是怕他们没有知识，跟他们说不到一块儿”。后来，邓小平两次主动找上门来，卓琳听了他的有关情况和理想后，觉得他还不错，是个知识分子。“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那个时候自己已经23岁了，我说‘凑合’吧。”

不久，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战友们以淳朴的方式为卓琳夫妇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几天后，卓琳便随丈夫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婚后，快言快语的卓琳慢慢适应了同沉默寡言的邓小平的相处，也渐渐理解了丈夫的心．默默地支持着丈夫2。

从“名绅千金”到共产党人

卓琳出生在一个富甲乡里的工商名绅家庭里，是家中第七个孩子 也是最小的一个孩子。卓琳的父亲是云南有名的“火腿大王”，曾因某种原因而被“软禁”过，于是才四五岁的她同母亲先后赴越南、香港、广州，千里寻父。她小时候从周围的好多事情中感受到人世间女性的不平等遭遇，并为之愤愤不平，小小心灵常常萌发莫名的反抗意识。

念中学时，有一个音乐女教员常常在课堂上向学生们宣讲革命、宣讲共产主义，卓琳对此感触甚深。有一天，这个教员突然被捕了。在押赴刑场时，这位手铐脚镣的女教员大义凛然，这一幕深深铭刻在卓琳心里。于是，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解

1935年，一二·一六运动中，19岁的卓琳同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加入抗议洪流，对她来说，这是一次灵魂的洗礼，她的思想觉悟发生了质的飞跃。

第二天，卓琳抱着学习理工以实业报国、科学报国的理想，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在校时，积极参加了校抗日解放先锋队。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卓琳决计要去延安投奔八路军、投奔革命。转船、 倒车，折腾数回才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并考上了延安陕北公学。次年年初，卓琳加人中国共产党而成为一名矢志不渝的革命者，并因工作需要而改现名。

从一个名牌大学的女生，到迈人革命殿堂的青年革命者，卓琳毫无畏惧接受战争的洗礼，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枪林弹雨之中。

特殊时期共享“特殊待遇”

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中央工作，卓琳也带着全家一同来到了北京。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自己的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于是，卓琳多次谢绝了一些单位。团体请她参与工作的邀请，一门心思为邓小平当秘书，整理日常文件。“他看完的文件要发的，就交秘书。他要收起的文件，由我负责存档。这些文件他看完后，我一一登记好，再用三轮车送到中央办公厅存档。”有时忙，他和邓小平一直忙碌到深夜。卓琳就是这样默默地在邓小平背后奉献着，从不给他添乱、惹是非，从没想到过从政参政，只是尽职尽心做好自己认定的分内的、力所能及的工作。

家庭的温暖，无疑有助于邓小平从容应对接踵而至的政治风波。风雨飘摇与境遇沉浮中，不变的是永远与他相伴的妻子儿女2。卓琳与邓小平是一对性格迥异的的夫妇，但他们心底深处有很多内在的东西是相同和融合的，两人默契着应对着一切来自外界变换的风云。

196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把邓小平一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艰难岁月，更显出夫妻的情深意切。那个时候，有不少人想的是划清界限，而清醒的卓琳特别信任自己的丈夫。1969年10月，邓小平 以“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身份被下放到江西监管劳动。经过战争磨炼的卓琳顶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毫不犹豫地陪伴邓小平到了江西，迎接生活的挑战。当时有高血压的卓琳往往一手拉着丈夫、一手扶着栏杆上楼。那时，邓小平被分配到一家拖拉机修配厂干钳工活儿，这些活早些年在法留学时就干过。然而，那时邓小平毕竟已是将近70岁的老人了。卓琳在厂时的活是折线圈，劳累一天，回家还要照顾更加劳累的丈夫。

工资全部停发，改发少量的生活费，生活尤为的拮据。邓小平原来爱抽的“熊猫烟”不抽了，改为“前门烟”，爱喝的酒也降格了，改喝普通酒。有一次，卓琳找到与自己要好的女工学到一些酿酒的要领，并弄到一些酒药，请人买了些糯米。不多久，卓琳就能酿得一手好米酒，邓小平很爱喝。他们还动手做豆瓣酱，这种菜对四川人来说是顶下饭的。

被“发配”江西的日子，卓琳记恋终生。院子里挖地、拔草、种菜、施肥，他们干得很愉快，互相帮扶，互相体贴。不几个月，菜地长得青葱翠绿，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青菜可以摘吃了，南瓜开出了金黄的花，邓小平夫妇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就是这样，邓小平干重活、粗活，卓琳做些烧饭之类的技术活。夫妇俩配合相互照顾，收获劳动中带来的喜悦。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然而如果没有卓琳对邓小平生活的照顾和精神上的理解，如果没有卓琳用行动给予邓小平最大的支持与关爱．我们无法想像后来的邓小平历史是否要真的重新改写。

“中心”与“核心”都那么忠心

在家里，卓琳是“中心”，而邓小平是“核心”。卓琳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家管好，把孩子看好，不让小平操心，让他专心致志地干工作。家里开支都是由卓琳计划、执行，邓小平从不过问，当然卓琳总是尽量将开支向丈夫倾斜。

邓小平爱喝龙井茶，也爱抽点烟，在三年困难时期，一向精打细算、省吃俭用的卓琳对丈夫舍得开支。每天上午下午，她各给丈夫泡上一杯浓浓的龙井。邓小平喝后，她自己则接着喝剩下的茶根。

一大家十几口在一块吃饭，卓琳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保证丈夫吃好一点，要他单独吃，邓小平不干。后来，她就派次女邓楠陪着吃。可不久，小平又不干了，坚持要跟大家一块吃。卓琳没辙了，只得单独给他炒一个菜，别的菜都一样。但到了饭桌也叫小平“给你点儿、给你点儿”就分光了。最后，卓琳设办法了，就让一大家都吃一样的，谁也不再享受“特殊待遇”了。

在生活上，卓琳给予邓小平无微不至的照顾。邓小平一年四季穿什么衣服，盖什么被子．每天晚上吃几粒安眠药，都是由她来安排。夫妇俩恩爱有加，心心相印，患难与共，几十年来从没红过脸。

邓榕新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问世时，接受过一次联合采访。说起她的家，邓榕情不自禁：“这本书的署名是我，可它却凝聚着我们全家人的心血。全家人齐动手，大家都为我搜集相关的历史资料。母亲对我的写作特别支持，有些问题只有她知道，她就一点儿一点儿耐心地讲给我。许多她认为是重要的内容，她都—一认真地写出来，她毕竟是80多岁的老人了，待我把她老人家提供的内容写出来后，她还要再次认真审读。她曾认真地对我说过，对待史实一点儿也不能马虎，你笔下写出的东西，要对历史负责。”

晚年的卓琳对待生和死的问题非常坦然，她多次和子女讨论身后事。她说，我的骨灰撒在小河沟里就行了，不要给国家添什么麻烦。她很早就填写了角膜捐献志愿书。

1920年留法勤工俭学时四川广安人。1904年8月22日生。原名邓先圣，学名邓希贤。5岁入学，高小毕业后考入广安县中学。1919年秋考入重庆勤工俭学留法预备学校。1920年夏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初到苏联学习。

1927年春回国，被派往西安冯玉祥国民军联军从事政治工作。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改名邓小平，8月7日在武汉参加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年底随中央机关迁往上海。1928～1929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29年夏，作为中央代表前往广西领导起义，化名邓斌，同张云逸等于12月和次年2月，先后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左江、右江革命根据地，任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1931年夏，到江西中央根据地，先后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由于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被当时党内“左”倾领导者撤职。以后，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主编。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年底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5年1月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会议确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后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政治部副主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