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现中俄草原茶路：华商随着西伯利亚共同繁

再现中俄草原茶路：华商随着西伯利亚共同繁荣

草原茶路上的重镇——恰克图

一只云雀从草丛突然飞起，邓九刚座下的马惊跳起来，继而漫无方向地狂奔。他两耳生风，竭力控马，勒缰的手心滋出汗来。1985年，邓九刚在内蒙古达尔罕草原对心目中的“茶叶之路”进行实地考察时，惊马险些蹿出国界，闹出边界纠纷。半晌，马消停了。草海潮动，他在高天流云下立马踟蹰，嘟囔自语：“莫非那茶路就在脚下？”

“早年那"后草地"是有一条路的。”儿时的邓九刚听老辈人这么说。

从呼和浩特向北，越过大青山，就是一片广袤丰饶的草原。当地人称“后草地”。也就是中原人所说的蒙古草原。

“什么路？通到哪里？”

“运茶的路嘛。通×××，×××××……”接下来的地名是一串含糊的音节。后来邓九刚知道，那些模糊的音节是“恰克图”、“伊尔库斯克”等。这些都是俄罗斯西伯利亚的城镇。

俄罗斯商团拜谒康熙

作家邓九刚上世纪80年代写小说《驼道》、《驼殇》、《驼村》、《驼路歌》及《大盛魁商号》时，前后采访过100多位从茶路上退下来的商人、驼夫。茶路的传说让邓九刚着迷。好奇，就刨根问底。从被烟草熏黄胡须的口中，老辈们娓娓道出神奇的心底世界——后草地深处那条茶路活跃生动的存在。

邓九刚不能自持，丢开手头的小说创作，开始求证“茶叶之路”这一概念。

康熙年间的一支俄罗斯商队被邓九刚看作茶路故事的缘起。

1689年，康熙为切断蒙古草原上的枭雄噶尔丹部的后路，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时至今日，在中国人眼中，那主要仍是中俄之间第一个明确划定国界的条约。而俄罗斯人则看重条约的另一部分内容——通商。近代俄罗斯经济学家瓦西里·帕尔申称该条约为“第一个俄中和好通商条约”。

时隔不久，1693年，一支175人的俄罗斯商队从莫斯科到达北京。商队因持有彼得大帝签署的国书，兼有使团性质。大清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事先向使团交代，要按中国惯例对皇上行跪拜礼。康熙大帝在故宫接受跪拜后，率众臣、宗室、贵族凡300人大宴使团。对所有来人厚加赏赐，远远超过来人赠送的礼品。使团在京逗留期间，每日受到肥羊鹅鸡马奶酒款待。清廷完全是按贡赐关系行事。

自秦汉以来，“四夷崇敬，八方来朝”。邻邦纳贡，朝廷重赐，已成惯例。宋人石介著《中国论》曰：“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中央王朝和四夷的关系，常常是君臣的等级关系。这就是中国君王心目中的国际秩序，并形象地体现在贡赐关系上。

17世纪的中国朝廷仍没有建立现代国家概念，心中只有“天下”，不懂外交，且拒绝贸易。明末清初那些谈不上测绘价值的舆图上，中国的十来个省在一片海洋中央，以外是若干小岛。1693年俄罗斯使团到京时，《大清历朝实录》中谈到俄罗斯，只含糊地说“过吐鲁番，即鄂罗斯之境。闻其国辽阔，有二万里。”谈到使团来京，也将其称为“外藩朝贡”。

俄罗斯使团在提出关于边界纠纷和在华建立东正教堂的诉求外，主要向清廷提出：请派商人到莫斯科，可带白银购买任何货物；请派中国人携带各种货物到俄罗斯进行贸易。这是国与国互利通商的邀请。1694年2月5日，清廷理藩院答复道：“……举世皆知四夷向中国上表进贡请求通商，但中国向无遣使四夷通商之必要。此举应无庸议。”从上面的答复中将俄罗斯列入四夷、出面答复机构为理藩院便可看出，清廷是将外国事务等同于边疆少数民族事务来办理的。认为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无需与“藩”“夷”通商。若派遣使团或商队到外国，无异于朝贡称臣，绝无此理。

而俄罗斯则是一个重商的国家。莫斯科城邦早期的兴起和繁荣，完全得益于商品的集散。俄罗斯在没有轻工业生产的时代就急于打通第聂伯河、伏尔加河水系的商路。纤夫们拉动的商船运点儿皮毛和蜂蜜到君士坦丁堡，换回葡萄酒、黄金、丝绸和香料。公元10世纪末，俄罗斯皈依东正教，同莫斯科到君士坦丁堡商路的开通有着直接的关联。历代沙皇直接参与贸易、控制商业，通过“葛斯奇”(大商人)代理，垄断皮货等贵重商品的买卖。彼得大帝登基时，君士坦丁堡已成为奥斯曼帝国首都，黑海通向地中海的水路被切断。为了进行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彼得一边忙着在波罗的海建造港口和造船基地，一边向亚洲东部谋求出海的不冻港。这时，彼得看到，直接从陆地同中国进行贸易，将为沙皇俄国带来滚滚财源。何况，从新兴的彼得堡到西伯利亚，所有家庭的茶炊沸腾着，俄罗斯已经离不开茶。

第一个使团兼商队回到莫斯科，康熙皇帝的赠品引起朝野轰动，彼得大帝三次出席中国赠品展示的聚会。于是，先在尼布楚，不久就转到交通更便捷的恰克图，俄罗斯方面出资兴建客栈，打造商埠。此后双方的和平边贸持续了近300年。

这就是“后草地那条茶路”的由来。

草原深处的商业狂飙

接下来的故事使邓九刚颇费周章。他闷在图书馆三四年查找历史文献。其中俄文资料很多，有学术专著也有旅行日记、游记等等，俄国学者、作家、旅行家、当事人，都留有记载。邓九刚不得不请人翻译。查阅大量资料让他如获至宝。那是“小猪跌进了菜窖的感觉！”他看到了——口岸，300年前的中俄贸易口岸。

18世纪初，一条通过欧亚草原的商路被俄罗斯方面重新勘测开辟，从莫斯科到北京因此缩短了1000多公里路程。在这条路通过中俄边境平坦地带上一个小村落，俄罗斯在此规划设计并出资兴建了一个贸易圈——恰克图，取代了尼布楚的功能。摊位、仓库、酒店、旅社、围墙和四角的塔楼，迅速由士兵和工人建成。时隔不久，边境中国一侧，中国商人自己掏钱买地，由民间盖起了与其规模相当的贸易区——“买卖城”。两国的市场毗邻，设木栅栏为界。中俄第一批边境口岸出现了。

于是，中国一侧的蒙古草原上，驼铃不绝于耳，驼帮辗转连绵，接通内地各省；俄国一侧的西伯利亚，雪爬犁来回穿梭，翻越乌拉尔山，直达莫斯科，彼得堡。大宗的茶叶、大黄、烟草、丝绸从内地由此出境，同时西伯利亚的皮毛也输入中国。

清学者何秋涛所著《朔方备乘》记载：“盖外国人初同内地民人市集交易，一切惟恐见笑，故其辞色似少逊顺。经恰克图司员喻以中外一家之道，俄罗斯欢喜感激，信睦尤著。……初立时商民俗尚俭朴，故多获利。”

草原腹地恰克图腾起的商业风暴波及欧亚，对此远在欧洲的马克思也曾有描述：“他们在恰克图会商决定双方所供给的商品交换比例——因为货物完全是物物交换。中国方面交换的主要商品是茶叶，俄国方面是棉毛织品。”17——18世纪，海路不畅通，丝绸之路不稳定，俄国对华贸易却因草原茶叶之路有了保障，其数额远远超过英国、法国、荷兰、美国、西班牙、葡萄牙的对华贸易。与此同时，俄罗斯定期不定期派出使团兼商队到北京交易，所获金银全部运回莫斯科；而中国方面却严禁商人出国经商。

随着商业形势的飞速发展，1727年8月中俄两国签署《恰克图条约》，以法律形式再行确定新口岸的建立。1777年一年，俄方征收进口货税超过48万卢布。短短几年，对华贸易成为俄罗斯国库最大宗的进项。

俄罗斯对“热情好客”有个比喻——“恰克图式的接待”。获取商业利润的共同目的，促成双方的友善和相互尊重。“和气生财”本是中国商人的信条，在恰克图转而成了中俄两国商人共有的商业态度。

俄历史学家瓦西里·帕尔申这样记录当年双方往来问候之殷勤：在俄罗斯的节日，中国买卖城的官员率众过境做客，皆华服齐整，彬彬有礼。俄方哥萨克摆队迎接。

“买卖城这个中国城镇……筑有高大的木桩联结成的围墙……西北部有一座庙宇(关帝庙)巍然耸立。许多屋顶上是张着大口的奇形怪状的巨龙。”“春节三天，(俄方)人们成群结队地赶到买卖城，观看中国人的彩灯和焰火。……阴历年的庆祝活动在无炮架的小炮的轰鸣中开始。然后扎尔固齐(中方官员名)通过翻译接受我方边防长官和税务总督的正式新年祝贺……不论您走进哪一座门，都会看到欧亚合璧的陈设。这时(阴历年)中国人不再拘束，颇有西方风度。他们非常殷勤地招待客人，不厌其烦地请客人吃各种甜食及喝马德拉酒和香槟酒。(俄方)妇女们往往带着孩子和慈祥的双亲成群地涌入店铺，毫不客气地大嚼糖果，痛饮给他们这些不拘礼节的客人端来的绍兴醇酒和中国草浸酒。”(瓦西里·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

在这段友好互利的年月里，两国商人你来我往，交易繁忙，却几乎没有专业翻译人员从中沟通。于是，一种汉语、俄语、蒙语杂糅含混的交际语言出现了。它简陋而实用，上万银两的买卖倚仗它而成交。它流通有限，仅在恰克图和买卖城通行。中国商人把它叫做“买卖语”。买卖语如果出现在任何语言课堂上，绝对让人笑掉大牙。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沙皇在恰克图修建了一所相当规模的商业学院，准备专门培养对华贸易人才。商业学院的楼房如今还在，仍作学校使用，专业已改为工科。

茶叶之路

万年沉寂的外贝加尔地区荒原上，恰克图迎来了兴盛繁荣。邓九刚进行了系统对比之后发现，这是一条全新于古代草原丝绸之路、古代丝绸之路的新型商路。经由恰克图的中俄草原茶路，赋有明确的国际贸易目的，规制成熟，长期稳定。两国派驻官员，管理税务，定期会晤往来；双方互通有无，交易平等，已经出现了近代商品经济元素。邓九刚认为，为便于学术研究，相对于丝绸之路，称中俄草原茶路为“茶叶之路”为好。

“采茶薪樗，食我农夫。”中国是茶的原产地。公元前4——3世纪，中国人驯化茶树成功，开启了人工栽培茶的历史。到清代，俄罗斯人普遍饮茶。其西伯利亚的游牧、渔猎民族，已达到“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地步。“涅尔斯克(尼布楚)边区的所有居民，不论贫富、年龄，都嗜饮砖茶。茶是不可缺少的主要饮料。早晨就面包喝茶，当作早餐。不喝茶就不去上工。午饭后必须有茶。每天喝茶可达五次之多。爱喝茶的人可以喝十杯到十五杯。不论你什么时候走到哪家去，必定用茶招待你。”(瓦西里·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

中俄通商后，中国对俄国的茶叶输出成倍增长。1819年(嘉庆二十四年)，由恰克图输往俄罗斯的茶叶价值500万——600万卢布。1839年达到800万卢布。俄国商人将茶叶转手到下诺夫哥罗德，即卖得1800万卢布。草原茶路上的第二宗商品大黄，在18世纪30年代进入恰克图的价格是1普特12——15卢布，转手到欧洲售价110卢布。这一时期俄罗斯政府垄断大黄生意，每年大黄的商业利润维持在15万卢布上下。

1749年恰克图贸易总额304万卢布， 1850年即达到1380万卢布。1840年——1860年,对华贸易占到了俄国对外贸易的60%。中方每年贸易顺差在100万——200万卢布上下徘徊。许多时候，俄商不得不以白银临时铸成粗糙的工艺品同华商交易。表面上仍维持马克思所知道的物物交易，实际上是变相的白银支付。华商交易后就把“工艺品”化成千斤一块的大银砣运回内地。大银砣不易被盗，所以盗贼管它叫“没奈何”，见了也偷不成。

即便如此，从这条中俄草原茶路上看来，俄方除千方百计开辟货源之外，从未想到以鸦片输入中国来平衡贸易。这在中国人眼中，不能不算表现了高度的商业道德。

一串城市因茶路兴起

另一次实地考察中，邓九刚的车在内蒙古杜尔伯特草原陷进一个干涸的河床。正无奈时，风吹云至，暴雨滂沱。几个过路的民工冒雨赶来帮助推车。车歪斜地刚爬出河沿，身后洪水追到，汹涌奔腾漫过河床。

为寻访茶路，邓九刚多次骑马乘车考察蒙古草原，倾听历史的回声。

根据资料中物流的方向，邓九刚可以描述穿过后草地的那条中俄草原茶路的基本路线了。

恰克图西北200多公里是贝加尔湖边的俄罗斯重镇伊尔库斯克。往西经托博尔斯克至秋明、叶卡捷琳堡，过喀山不远就是莫斯科。

恰克图南边150多公里是当时中国喀尔喀草原中心的最大城市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库伦是喀尔喀草原的政治、宗教中心，清廷在此驻有二品办事大臣。库伦往南是归化(今呼和浩特)。归化向南通至太原、汉口，沟通江南各省；向东连接张家口、北京、天津，延伸至华北地区。很容易看出，这条茶路为后来俄罗斯西伯利亚大铁路西段的选线工作提供了基础，而再往后的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的国际铁路大致就坐落在中俄草原茶路上。

恰克图是茶叶之路交易口岸。伊尔库斯克和归化是两国各自汇集商品、组织货源的桥头堡。邓九刚广泛查阅北方各省县志进而发现，茶路的出现带动了沿线城镇的发展。当时中国这边，多伦、阿拉善、包头、集宁、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海拉尔、齐齐哈尔等城市，都因茶路上人流物流的增长而扩大了规模。其中隆盛庄和河口镇等地后来又因茶路消失而消失。

以归化为例。归化早先有别名“召城”，召就是庙，在当地属藏传佛教。民谣说“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免名召”。闪耀着宗教圣灵光辉的召城在茶路兴盛的前后300年间，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商城，上百家专事俄蒙贸易的通司商号在此形成强大的商业集团。因地处中俄通衢，这里是八方驼道的枢纽，养驼业因茶路达到高峰，盛时达16万峰。如今呼和浩特旧地名中“桥”多，也得益于其当年全国最大的牲畜交易和屠宰中心的地位。因当年牛贩集中在为康熙征讨噶尔丹凯旋修建的庆凯桥，牛市遂被称为“牛桥”。“桥”因此在呼市含蓄了“市”的词义之后，旧城北门出现了“羊桥”，新城西门出现了“马桥”。年交易量数十万计的牛羊马贸易催生了“桥”边大片饭铺、茶馆、旅社、杂货店。当年的归化，手工业和轻工业迅速发展，茶叶加工厂、粮食加工厂、制药厂、制酒厂、酱油厂、榨油厂、制毡厂纷纷开业。金融方面的钱庄、票号生意火暴。当归化因为交易大批羊群、马群、牛群需要有场地存放时，召河出现了。距归化正北80公里的召河草原上，一条小河从普会寺流过，水草肥美。这里成为为牲畜交易服务的放牧场，等于归化囤蓄牲畜的后院。今呼和浩特附近的武川县可可以力更镇，则是驼夫、赶马人和跑趟子车的车夫等茶叶之路上的主角长期落脚的地方。茶路沿线村庄的庄名，多以当年商号命名。如福如东、大兴长、西成丰、四合义、广义泰、三义元、大盛合等。这些村落，水井打在村外，因为最早是为人和畜群饮水而凿。先有了商业存在之后，到了咸丰年间，这些村落才开垦土地，逐渐成为后来的农业居民点。

西伯利亚因茶路而繁荣

在恰克图那边，因茶路发生的变化更为巨大。俄罗斯在西伯利亚实施占领后，尽管政府竭尽全力调集物资运往西伯利亚，仍无法满足需求。16世纪中原政权还是明王朝时，蒙古族土默特部的商队就促成过中俄民间贸易。当时来自中国的粮食、蔬菜、丝绸、瓷器，尤其是茶，极大地缓解了开发西伯利亚的困难。

恰克图，蒙语词，意思是“有茶的地方”。是最早中国至西伯利亚民间交易的场所之一。草原茶路开通后，不仅茶支持了人们在西伯利亚的生存，而且商品交换使一部分祖辈操弄猎枪、渔网和牧鞭的西伯利亚居民开始从事农业耕作。望不到边的肥沃土地被开垦种上小麦，只种不管，即可收获。上乌金斯克等地迅速变成远近闻名的农业区，产出的小麦经伊尔库斯克直接从恰克图卖给中国商人，换取茶叶。19世纪中叶，西伯利亚出产的小麦上升为俄国输往中国的主要货物。西伯利亚的变化吸引了大批移民从人口稠密的乌拉尔山以西流向上乌金斯克、下乌金斯克、托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伊尔库斯克。一系列新兴城市像平地冒出来一样，东正教堂的钟声在广袤的泰加林原野上阵阵远播。还有不少西伯利亚人依据地理优势，就近改行当了商人，成了大财主，进而成了控制某一地区的实力派人物。有些人还被政府任命为西伯利亚重要城镇的行政首长。这个迅速崛起的群体构成了俄国历史上有名的“西伯利亚新贵族”。

得益于中俄贸易，俄罗斯轻工业迅速发展。1699年，俄国从中国进口烟草3000吨，次年为5000吨，第三年为6000吨。俄罗斯政府在西伯利亚开办了制烟厂，加工中国烟草。供需问题解决了，钱也赚了。中俄贸易前期，俄国对华出口主要是皮毛，西伯利亚农业发展起来后加上粮食。这两项占了总出口的80%~90%。19世纪俄国皮毛出口降至28%，取而代之的是轻工业产品，主要是毛呢等纺织品。19世纪新增的100多家毛纺厂的产品全部销往中国。

时任莫斯科民政总督的谢尼亚温这样说：“西伯利亚的繁荣和我国工业的发展特别是莫斯科纺织业的兴盛，主要依赖于恰克图的贸易。”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丝绸和棉布进入俄国数量被削减。19世纪西伯利亚的一位总督斯波兰斯基说：“俄国需要中国丝织品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棉布差不多也要结束了，剩下的是茶叶！茶叶！还是茶叶！”

中国商人

在创作长篇小说《大盛魁》的过程中，邓九刚三次登门采访一位慕姓老人被拒绝。老人90高龄，行走驼路40多年，生性傲岸，气度高拔。邓第四次上门，老人已驾鹤西归。1981年，邓九刚在呼和浩特郊区挂着俄国壁毯的小泥屋访问时年85高龄的阎万山，小院里飘着散不尽的骆驼腥臊。阎万山14岁走上茶路，言谈多操蒙语，兴奋时杂以俄语。每次都断然拒绝邓送来的烟酒，且不大看得起未经风雨的当代人：“没到过库伦，那叫没出过家门儿！”在邓九刚采访的100多名茶路老人身上，个个透出这种伟岸自信、豪迈坚韧的气概。经他考证，各行业前后行走于茶路的商人、驼夫总数大概在30万~50万之间。

其中归化的大盛魁商号是商业集团的代表，也是300年以前中国最早的股份制企业。它的经营范围“上至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包。其分支机构包括钱庄、票号、茶叶加工厂、粮油加工厂、制药厂、酒厂、驼场、马庄、羊庄等，遍及归化、北京、天津、汉口、上海、张家口、营口、锦州、包头……兴盛时拥有员工8000之众。活跃在茶叶之路上的大盛魁高峰时，动用资金数亿两白银，间接带动了大半个中国的几十万人口的生计。

中俄走向两个方向

茶叶之路存活的二三百年中，中俄两国发生了两个方向的巨大变化。

俄罗斯日渐强大，在17~19世纪巩固了扩张，成为横跨欧亚的幅员最大的国家，迈开进入工业资本主义的步伐。在通讯、造船、化工、军工等重要工业领域有了显著进步，形成20世纪超级大国的雏形。

1780年《中俄伊犁条约》后，俄罗斯在中国北方增设领事处共达11处。加上《中俄北京条约》的签订，俄国得到了到中国内地经商办厂的权利。《中俄瑷珲条约》签约后，俄罗斯的阿穆尔船舶公司垄断黑龙江的航运，年盈利40万卢布以上。

1865年，电报通讯缆线从莫斯科敷设到伊尔库斯克，俄政府向清廷提出从恰克图到北京之间敷设通讯缆线，被清廷拒绝。俄罗斯转而延伸电报通讯缆线至海参崴。不久，即从水下通到上海，在黄埔滩头设局营业。中国市场的商业信息，眨眼间可从上海经海参崴传到伊尔库斯克、莫斯科。

而大清帝国却江河日下。政府无视恰克图贸易的宝贵经验，闭关自守。拒绝以现代外交方式同西方国家交往，放弃了主动开辟口岸同外国进行平等贸易的历史机遇。结果内外交困，列强紧逼，连连战败，丧权辱国，白银外流，在19世纪转向颓败。

悲情岁月

1862年(同治元年)《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在京签订。俄罗斯终于打通了海参崴经天津至中国茶叶最大集散地汉口的水上通道，并得到直接到中国茶叶产区采办茶叶和兴建茶叶加工厂的权利，还得到比其他国家低三分之一的税率。直接结果是，俄商的轮船开始在汉口装运茶叶。

茶路开通以来保持了170年的平衡被击破，中国商界被抄了后路。在俄方占据水运交通、通讯手段的绝对优势下，中国商人在茶叶贸易的利润完全被俄国人夺走，生计顿失。短期内，恰克图买卖城数百家中国茶行字号锐减至十余家。

1868年(同治六年)盛夏，巨商程化鹏会同各家商号掌柜乘马拉轿车自归化浩浩荡荡来到绥远衙署，拜见绥远将军裕瑞，呈奏折吁求皇上准予过恰克图赴俄罗斯经商。奏折经裕瑞呈恭亲王，又转呈同治。

同治御批：“依议。钦此。”此事距17世纪末归化商界提出过境经商和彼得大帝派团邀请中国商人到俄国经商已晚了 170年。

中国商界开始为收复商业失地背水一战。退守归化的华商们悲情涌动，纷纷重返恰克图。在归化通司商会的统一调遣下，江南各省茶叶汇集北方，从归化、张家口、包头、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多点启程，千人万驼旌旗猎猎慷慨高歌跨出国门，直奔俄罗斯帝国腹地。驼帮动处，沿途汉、满、蒙、回官员民众谆谆嘱托，殷殷祈福，夹道送行。“至西伯利亚之塞地，几于日出日没之处，无不见中国人之足迹。……胡服辫发，姗姗而来。”从伊尔库斯克、托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到比斯克、上乌金斯克、下乌金斯克，从秋明、奥伦堡直到莫斯科、彼得堡，似乎在一夜之间撒遍了中国商号。

驼帮同轮船竞赛，信狗和电报竞赛。1869年，中国商人对俄输出茶叶11万担，同俄国商人打了一个平手。1871年中国商人对俄输出茶叶至20万担，俄国商人从中国市场拿到的仍是11万担。几年之间，被朝廷鄙夷排斥的中国商人曾爆发出伟大的力量，博得历史一瞬的辉煌。

1877年起中国连续三年大旱，华北死人700万，商业遭重创。1878年，俄商在汉口开办了6个装备蒸汽机的茶叶加工厂。随着俄国敖德萨港口的开辟，加上旧有的海参崴水路，俄商从中国内地获取茶叶超过60万担。加之中俄贸易中，清政府对中国商人收取的税收将近俄国商人纳税额的十倍，中国最终输掉了这场商战。

随着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草原茶路在历史上消失。从此，芳草萋萋，遮盖了驼帮踏出的万里茶路。

茶在近代史上串演的角色

与中俄草原茶路存在的同期，茶的贸易还串演着别的故事。不少学者认为，就像对华贸易滋养了西伯利亚的繁荣和俄国纺织业的兴盛一样，当整个英国的工人普遍每天下午饮茶来恢复体力时，对华茶贸易就为英国工业化进程添加了重要助力。对茶的需求到了依赖的程度，造成英国缺少白银进行交换。于是英国商人竟以鸦片代替白银来平衡茶叶贸易，从而引发了中英鸦片战争。

1792年，英国大使麦卡尼爵士和植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衔英国政府之命，从中国将茶株引入印度。在采用种植园管理、机械化生产和先进运输后，英产茶叶逐渐占据世界市场。

20世纪初，中国茶叶出口主要商埠汉口海关再无茶叶输出。作为茶叶原产国和传统输出大国的中国，其茶叶贸易完全崩溃。

邓九刚研究中俄草原茶路的著作最后就叫《茶叶之路》。他收集资料和写作的这段时间里，中国正经历加入WTO的艰苦谈判。

这些年，中俄、中蒙数十个边境口岸相继开设。丝绸之路遗址上的欧亚大陆桥和茶叶之路的后身、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的国际铁路也早已开通。

2000年，邓的《茶叶之路》出版。与此前后，百集电视连续剧《大盛魁》开拍。

2007年，俄罗斯恰克图市为纪念恰克图建市280周年，举行了茶叶之路艺术节。艺术节的标志就是茶叶和骆驼。

同年5月俄罗斯恰克图茶叶之路文化考察团访问呼和浩特，邓九刚出面组织民间接待。10月，邓介绍中国国际茶业博览会代表团访问恰克图。这是邓九刚有意促成中国茶商对恰克图的历史性回访。

至今，邓九刚仍不时想到，19世纪末叶，如果在俄罗斯草原深处看到一堆白骨，那也许未必是俄国马车夫的遗骸，说不准正是倒下的中国赶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