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螺峰，吓煞人香碧螺春

太湖洞庭东山碧螺峰，碧螺春茶园和碧螺亭。

问茶碧螺春，必臻碧螺峰。沿浩淼太湖环洞庭东山岛前行，经雕花楼、紫金庵、轩辕宫，抵达西南端杨湾石桥边。正彷徨时，田间走来一位花甲老者，上前一询问，老人指着东北方说：“那里就是碧螺春的发源地，向前右转上山便是。”目睹其慈祥神情，不禁遐想：“莫非是茶仙羽翁现身点化而来？”

从上湾村口往里直行，经古灵源寺遗址到达山麓。但见山坡上，山坞里，有不少茶园掩映在茂密的丛林中。顺着崎岖的小径往上攀缘，不时见到许多坟茔，一些墓碑前还遗留着祭奠品。但有个别明显是“无主”的，坟前一片孤清，有些凄凉。不由心里默念：“晚辈问茶到此，有惊扰处，请请见谅则个。”同时，又感怀于岛上先民有幸埋骨茶山，与碧螺春奇茗为伴，岂非长眠也风雅？

跨过山涧，上了一条比较宽阔的黄泥土路，曲折迂回片刻，遇见采茶下山的几位大婶。问及碧螺峰确切所在，大婶遥指远处山脊一小亭：“那里就是碧螺峰。”圣地已在眼前，心里一阵欣喜。

出行问茶前，特意带上了《太湖茶俗》，因为该书不仅叙述了碧螺春茶事，还刊载了一张东山“碧螺峰”图片。可到了实地，才发现实际情况与想象的颇有出入。其实，所谓的“碧螺峰”并非突兀而起的山峰，亦非悬崖峭壁，而是处于山峦连绵间的垭口位置，或者说是山梁、山岭，大致的方位为后山白豸岭响水涧石桥之东。

这是一座砂岩山，漫山遍布茶树，中间伫立有茶亭，内悬匾额一块，上书行草“碧螺亭”三字，落款为“甲申沈鹏（北京名书家）”及印鉴，是2004年落成的。

紧邻碧螺亭基座西南，有大片裸露的山岩，旁边有一株杨梅树。其中最大的那块岩石上，镌刻着一行竖写的楷书大字——碧螺峰，落款亦隐约可辨：“康熙三十八年四月”。但从书法角度研判，“碧螺峰”三字与康熙传世墨迹大相径庭，落款亦不合旧时文法规矩，印章内容更是匪夷所思，竟然用上了帝王经眼字画的“康熙御览之宝”，可谓大悖常理。由此，亦让涉猎书画篆刻的笔者心生疑窦。

巧遇两位采茶娘子，当即向其中一人讨教，答案是：据其祖父说，大约在数十年前，村里集体开垦山地植茶时，便已发现有刻字的山岩。

据文献载，明正德年间，宰相王鏊（东山人）曾题“碧螺峰”于此坡。明末清初的吴伟业在《如梦令》里写道：“镇日莺愁燕懒，遍地落红谁管？睡起热沉香，小饮碧螺春碗。帘卷，帘卷，一任柳丝风软。”可见在康熙命名故事之前，就已有“碧螺春”一名。其后，陆廷灿《续茶经》引《随见录》则云：“洞庭山有茶，微似岕（长兴罗岕茶）而细，味甚甘香，俗称‘吓煞人’，产碧螺峰者尤佳，名‘碧螺春’。”

综上所述，显然在明代，碧螺春即已知名。由此推测，康熙御题及改“吓煞人香”钦赐“碧螺春”茶名，无疑是一种真假参半的附会，并借1699年康熙皇帝第三次南巡，将碧螺春进一步渲染神化罢了。结合现今石刻上某些局部残存的削凿痕迹，也不排除系王鏊“碧螺春”题刻被人为修改而成。此外，尚有近代李根源题书“碧螺春晓”遗迹，可惜未得一见。

清代王应奎《柳南续笔》、陈康祺《郎潜记闻》和《野史大观》等书曾记载：“洞庭东山碧螺峰的石壁，产野茶数株，土人称曰‘吓煞人香’。”而《太湖备考》更是将东山碧螺峰野茶的出产历史推至唐代中叶。也许就是那几株不起眼的野茶，衍生了东山享誉天下的碧螺春。但有些遗憾，在碧螺峰周围及茶园里找寻良久，未能发现心目中的“野茶”；想来是因为历史的风雨沧桑，加上树龄老化，茶树陆续更新换代，早已难觅瑞草仙踪了。

环顾茶园，夕阳给漫山的碧螺春茶树染上了层层金黄。极目远眺，湖光山色，一览无余。

这一刻，悄然置身于碧螺峰上的碧螺亭，不禁相思起俗称“佛动心”的碧螺春来。随身携有茶具，可岭上无水无电，如何是好？灵机一动，摘了一朵碧螺峰边的灵芽，放入白瓷瓯，取出一小瓶自酿葡萄酒，以酒代水，瀹起碧螺春鲜叶来。连饮三杯，口嚼茶青，欢喜之际，恍然微醺矣。

归途中，独自在茶树丛、花果林间穿梭，酒醉、茶醉、心亦醉；而舌端，恰似绽放出一朵妙莲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