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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茶祖文化论

2021-02-07 12:42:11热度:116°C

通过对大量现已获得的文化人类学、神话学、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地质学、地理学、植物学、药物学等研究成果的分析得出：自“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算起，人类发现茶、利用茶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纵观茶叶发展的每一个历史节点，都留下了陕西人光辉的足迹。中华茶祖神农氏“得荼”于陕西秦岭山脉一带，确立了“茶之为饮”的始祖地位；陕西的古代巴国是出产中华第一贡茶的地方、最早出现园栽茶的地方；陕西的宝鸡古周原一带最早形成吃茶的习俗；“秦人取蜀”促成了陕西“茗饮之事”首次跨地域传播；秦人为“茶为国饮”点燃星星之火，并逐步把茶从“大唐”国都传播至大江南北，而后风靡世界，使唐长安成为我国乃至世界茶文化中心；陕西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孕育了儒释道始祖茶文化；陕西茶商抢抓明清边茶贸易时机，形成了纵横西部的第一大商帮，开创了茯砖茶的始祖文化。陕西是中国茶文化发展的源头，陕西茶文化的发展史基本代表了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史。

中国发现和利用茶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了。茶凭借独特的自然功效和文化内涵，深深地融入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那么到底“茶之为饮”始于何时何地？“茶为国饮”成于何时何地？这值得中国茶人深思。笔者本着尊重历史、正本清源的原则，沿着中国茶产业发展的重要历史节点，捕捉茶产业发展的信息，挖掘中国茶的始祖文化，最后发现：中华茶祖神农氏“得荼”于陕西秦岭山脉一带，从而确立了“茶之为饮”的始祖地位；陕南古代巴国是我国最早出产贡茶、园栽茶的地方；陕西古周原地区形成了中国最早吃茶的习俗；“秦人取蜀”促成陕西“茗饮之事”首次跨地域传播；秦人为“茶为国饮”点燃星星之火，并逐步把饮茶之风从“大唐”国都传播至大江南北，而后风靡世界，使唐长安成为我国乃至世界茶文化中心；陕西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孕育了儒释道始祖茶文化；陕西茶商抢抓明清边茶贸易时机，形成了纵横西部的第一大商帮，开创了茯砖茶的始祖文化。陕西是中国茶文化发展的源头，陕西茶文化的发展史基本代表了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史。然而随着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东移，饮茶文化的重心随之东移，所以宋明之后的诸多茶书很少提及陕西的茶产业及茶文化，近代文人的着作涉及茶事也是言必称“狮峰龙井”、“安溪铁观音”、“武夷大红袍”、“云南普洱”[1]。本文重点从陕西对茶叶发展的影响和推进角度，来探寻陕西在茶叶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

一、中华茶祖是5000年前生活在陕西宝鸡一带的神农氏

中华茶祖是谁？一直是中国茶学界与茶文化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有的说茶祖是西汉时期在雅安蒙顶山上移植茶树的吴理真，有的说是三国时期以茶防治瘴疫的诸葛亮，有的说是中唐时期撰写《茶经》的陆羽，也有人说是湖南的炎帝神农氏。笔者从文化人类学、神话学、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地质学、地理学、植物学、药物学等方面入手，研究得出结论：中国茶祖应为5000年前生活在陕西宝鸡一带的神农氏。

鉴于史书关于神农氏的记载繁杂，多有不一，神农氏发祥地各有说法，故本文论述遵循以下七条原则：一是历史记载一致即为共识；二是如有不一从早的原则；三是考古与文载不一从考古结论；四是明显的超越自然的文载不作为学术依据；五是茶学、植物学和地质学的结论不一从地质学结论；六是可有逻辑推理，但不任意引申；七是对神农氏的各种史书记载都慎重参考。

（一）神农氏与炎帝神农氏同源而非一人，神农氏应为炎帝神农氏的始祖

神农氏的历史记载流行于春秋战国时代，最早出现在春秋的《易。系辞》，见于《左传》、《管子》、《庄子》、《孟子》、《尸子》、《越绝书》、《逸周书》、《商君书》、《春秋元命苞》、《吕氏春秋》等历史文献。“炎帝”的称号最早出现在战国时代《山海经。海内经》，见于《孟子》、《尸子》、《越绝书》、《逸周书》等历史文献。神农氏与炎帝的关系，先秦以前的着作一直把两者分开。自秦汉以后观点有二，其一炎帝与神农氏为一“人”，其二炎帝与神农氏非一“人”。据中国现代着名的史学家徐旭生考证，认为神农和炎帝的合并约起于“公元前1世纪”的《世经》：“以火承木，故曰炎帝；教民耕种，故天下曰神农氏”，似乎首次把炎帝与神农看做一人。此后《帝王世纪》和《刘子新论》等都合称为“炎帝神农氏”。全面考察有关史料可知，神农氏、炎帝神农氏是最早活动在陕西渭河流域的两种前后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原始文化[2]。

神农氏出现于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时期的陕西仰韶文化。这支以神农氏着称的部落，起源于西方古羌人，生活在渭水支流姜水流域，距今约5000-7000年[3]。大多学者认为，神农氏部落活动的时间段应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仰韶文化。据《庄子·盗拓篇》和《白虎通义》称：神农时代“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说明是母系社会，只有神农之说，无炎帝之说。考古证明，宝鸡地区是仰韶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地区，发现文化遗址700多处，其中以北首岭最为典型。北首岭遗址文化层的堆积分为三层，分别代表晚中早三期。从发掘出土的5000余件文物来看，北首岭文化正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比较繁荣的阶段。墓葬很有特点，他们实行的是男男合葬、女女合葬的制度，表明当时人们过着“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原始生活。笔者根据时间和地域推断，这可能是神农部落创造的文化，因为地域、时间、文化内涵完全吻合，人面鱼纹图与《山海经》的神话和考古的发现互为印证[4]。姜城堡是民间传说的神农时代所建的姜氏城，考古证明姜城堡所在地是新石器时代的遗址[5]。北首岭的文明持续1000多年，后来的炎帝文化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6]。在“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原始时代女性占社会的主导地位，神农氏作为部族推崇的首领更合乎情理的解释应是女性。

炎帝神农氏出现于父系氏族公社初期的陕西龙山文化。战国初的《国语·晋语四》记载：“昔少典氏娶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这是有关炎帝出生与成长地的最早记载。《水经注·渭水》、《路史·国名》、《一统志》都记载炎帝长于宝鸡，《世本·帝系编》：“炎帝即神农氏”，东汉宋衷注：“炎帝即神农氏，炎帝身号；神农代号也” 。《帝王世纪》：“炎帝，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 ，“华阳”是古地区名，因在陕西华山之阳而得名，范围是陕西秦岭之南；“常阳”指今宝鸡市南神农乡常羊山。郭沫若先生说：“传说最早的是炎帝，号神农氏。据说炎帝生于姜水，姜水在今陕西岐山东，是渭河的一条支流。”[7]从以上文字可推测，第一个炎帝神农氏是距今4700年左右从少典氏与有蟜氏家中诞生的[8]，炎帝神农氏诞生时已属娶妻生子，知父知母，知子孙的父系社会。按时间推算，这一时期正处于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即考古学文化上的龙山文化时期[9]。由于这位神农氏及后代创造了辉煌的农耕文化、经济文化，功绩突出，被氏族尊为炎帝，尊号与氏合称为炎帝神农氏。

远古氏族部落时代，部落首领殁后，其部落继承人都沿用同一个名号，从而有了“八代炎帝”的说法。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在《深入探讨远古历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指出：一般传统的说法炎帝共八世，有240到300年的时间。台湾姜氏宗亲会理事姜竹：“古代炎帝有名的共八代，由于当时的游牧生活，姜氏部族流动的范围较广，但最早的一代炎帝生长、活动、逝于宝鸡确信无疑”。北大的文怀沙教授说“宝鸡是炎帝的故乡、生息地，根据有三：一是《国语》、《水经。渭水注》，二是北首岭的仰韶文化遗存，三是《史记。封禅书》公元424年，秦灵公于宝鸡吴山祭祀炎帝的记载，这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祭。”因此，我赞同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何光岳的观点：宝鸡姜水是八个炎帝中最早一位的诞生地，在这里正式由神农氏的名称被尊为炎帝。第一位炎帝神农氏只能在一个地方诞生，另外地方诞生的无疑是他的后裔[10]。虽然八代均被尊称为炎帝神农氏，但第一代之后显然不具有始祖的地位。据史传炎帝下传八世后被黄帝代之。第一代炎帝伊耆和第二代炎帝柱、临的故里在宝鸡，柱的后裔庆甲的故里在湖北，末代炎帝榆罔因与蚩尤的涿鹿之战、与黄帝的阪泉之战退在湖南。这就是目前最具有逻辑性的解释，这个结论是甘肃、湖南、陕西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的结论，是最具有深度的研究。

所以，我赞同山西学者张辉杰、张玉勤，香港学者冯燊均，甘肃学者路笛等研究结论：“炎帝、神农氏同源而非一人”，“炎帝始祖应为神农氏，神农氏也是炎帝族早期首领的泛称”。我认为神农氏族的发展历程为：神农氏（母系社会）—少典氏（父系社会）—炎帝族—炎帝神农氏。

（二）神农氏是“茶之为饮”的第一人

在茶学界公认的神农氏饮茶的权威文献中，最早的是汉代《神农本草经》载：“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此后在《史记·三皇本记》、《淮南子·修务训》、《本草衍义》等书中也均有记载。明确提出神农氏是“茶之为饮”第一人的，应属唐代茶圣陆羽，他在《茶经》“六之饮”中指出：“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且引《神农食经》“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为佐证。今人陈宗懋院士主编的《中国茶经》提到我国饮茶始于神农氏。可见从古到今饮茶起源问题上，人们一致认为“茶之为饮”是神农氏的功绩，不涉及炎帝或炎帝神农氏。战国以来很多典籍将神农氏“尝百草”、“得荼”归于炎帝神农氏的名下，大概是因为炎帝神农氏是神农氏族发展鼎盛时期的代表人物，人们对炎帝神农氏图腾崇拜，将其神化的结果。

《神农本草经》有“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的说法，从而引发了茶先为“饮”还是先为“药”的争辩。综合分析神农氏当时生存和生活的条件，我们认为神农氏对茶的认识是从饮茶或吃茶开始的。《新语·道基》记载：神农认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据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遇七十毒” 。神农为什么去“尝百草”，一般地认识是“神农尝百草”为了寻找果腹的东西，采集的东西主要是植物，如鲜果、茎叶、植物块根以及菌类等。先民们在长期采集、食用植物过程中，才逐步认识到茶可解毒的功效。茶学界有一种普遍观点，认为人们最初饮用的茶叶，大都是从茶树上直接采摘、未经加工的鲜叶，这种鲜叶很难在地层中保存。这是考古界至今未发现茶叶实物的主要原因。很多学者认为当时人们已经具备了饮茶的条件。考古发现，在仰韶文化时期宝鸡一带的氏族已经掌握了较为发达的制陶技术，陶制生活用品有：尖底罐、尖底瓶、罐、瓮、体、盆、壶、杯、鼎、三足器、小盂、器座、器盖、甑等。历史的常识告诉我们，茶器或茶具，是在茶叶生产和饮用的一定发展阶段上产生的，人们最初烹煮和盛、饮茶叶用的，就是当时人们日常使用的灶器和食具，还没有形成专门的茶器。

我们在前文中考证了“神农氏是母系社会的人，炎帝神农氏是父系社会的人”的观点，分析可知：“尝百草”、“得荼”的人应是母系社会的神农氏，而不是少典之后的炎帝神农氏。据目前史料对炎帝的研究可知，湖南株洲、湖北随州的神农氏是炎帝神农氏，既未“得荼”，更未“解之”，故崩葬于长沙。而且在早先的文献中找不到炎帝与茶的记载。所以神农“尝百草”、“得荼而解之”与湖南、湖北的炎帝神农氏无关。

（三）神农氏“尝百草”、“得荼”于陕西秦岭山脉的广大地区

茶树至少已有七八千万年的生长历史，茶树源于中国已成定论。根据记载我们可以认为，人类发现并利用茶是最近五六千年间的事，较茶树漫长的生长历史不过是暂短的瞬间。当人类发现茶树时，茶树这个物种通过自然传播已广布中国，凡能适应茶树生长的地方大多已有茶树生长[11]。可以说，茶树的原产地与人类发现、种植茶没有必然联系。目前我们见到的最老的茶树也不过1700年，不能作为确定茶树起源的依据。正如我们不能认为寿星的年龄大，他生活的地方就是人类的起源地，人多的地方就是人类起源地。起源地与目前动植物的多寡、寿命的长短没有发现任何的必然联系。茶树的起源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最终需要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古生物地理学家去解决，需要用化石说话。其实在远古时期肯定不只一个地方有茶树存在，有茶树的地方也不一定就能出现饮茶的习俗。比如印度有野生大茶树，但在1780年以前，印度人不仅不知道印度有茶树的存在，更不知道种茶和饮茶。

当今学者之所以不能肯定 “陕西是中国茶树原产地之一”，是因为他们认为关中不出产茶叶，也不具备茶树生长的气候条件。但我们经研究发现陕西有最古老的产茶记载，在远古时期完全具备茶树生长的气候、地理条件，即使在今天秦岭南北均有茶树的生长。

——从史料记载分析。秦岭以南作为茶叶的适生区，历史由来已久。《诗经》是古周原地区产茶的书证。书中“谁谓荼苦？其甘如荠”、“采荼薪樗，食我农夫”、“周原膴膴（肥沃的意思），堇荼如饴”等，都是古代流传于关中古周原一带的诗句[12]。这些诗句中多次出现的“荼”字，古代诸多字书和典籍明确指出：“荼”就是四季常青的茶，非苦菜一类的小草[13]。《诗经》关于古周原一带“荼”的记载，应该是我国最早的关于茶的记载。

——从气候变迁角度分析。根据气候学分析，仰韶时期关中气候非常温暖。拿与茶树生长环境比较接近的竹林来说，考古发现属于仰韶文化的西安半坡遗址[14]、甘肃师赵村新石器时代古文化遗址都有竹鼠的骨骼遗迹[15]，表明仰韶时期关中气候温暖，竹林大量生长。我们可以推测当时关中地区气候温暖湿润，肯定适合茶树生长。据考察在秦岭北麓终南山下已发现有半米高的几十株茶树。

——从秦岭的物种分析。《中国茶经》“神农架包括茶在内有130多种药材，与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的传说相符”，但神农架的物种量与秦岭相比，这句话显得没有说服力了。秦岭是适宜于各类植物生长的国家动植物资源的天然宝库，目前已发现草药3291种，仅太白山就有640种[16]。而且茶树所属的被子植物全国有291科、秦岭包括山茶科在内有188科，占全国的64.6%。如此说来陕西比神农架更具备神农开创人类茶文化先河的条件。

以上分析，可得出结论：茶祖神农氏在陕西秦岭一带“尝百草”、“得荼”与历史记载是吻合的，也是最具有说服力的结论。

二、陕西是最早人工种茶的地方、出产中华第一贡茶的地方、最早形成吃茶习俗的地方

陕西作为农耕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居于核心和主导地位，其先进技术和思想理念，不断影响着周边地区的发展。茶自“发乎神农”，陕西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植物资源，使陕西成为最早的人工栽培茶树、出产第一贡茶和形成吃茶习俗的地方。

（一）陕西南部的古代巴国是我国最早出产贡茶、人工种茶的地方

茶树的人工种植，是茶叶生产史上第一次也是最有决定意义的一次飞跃。在原始社会阶段，采集野生茶叶受到野生茶树分布和资源的严格限制。随着农耕文化的发展，陕南的古代巴国人掌握了种植茶树的技术，可按照自己的意愿和需要，把茶树引种到一切适于种茶的地方，赢得了发展茶叶生产的主动。

最初的“巴”是一个古老民族之名，其活动范围包括今川东、川北、陕南、鄂西乃至洞庭湖一带的广大地区。其中陕南的巴人与周族关系密切。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这就是古文献中所称的巴国或巴子国。《左传·昭公九年》：“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也。”巴被列于周王朝的南方诸侯之首，属于“天下之显诸侯”之列[17]。《巴志》也有“巴国远世，则黄、炎之支，封在周则宗姬之戚亲”的记载。《山海经·海内经》、《水经注》、《汉书·地理志》、《路史·国名纪甲》等古典籍都有古代巴人在汉水流域立国的信息。四川民族史学奠基人之一、重庆文物考古和博物馆事业开拓者之一的董其祥先生在《巴史新考·甲骨文中的巴和蜀》称“巴国实为江汉诸姬之一。乃至春秋之世，巴人活动仍在汉水流域。”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顾颉刚先生所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也将“巴方”标在汉水流域的黄金峡地段。又据童书业考证说：“今陕南有大巴山脉，当即古巴族根据地” [18]。考古学家、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清江隔河岩考古队总领队王善才也同意《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志》的观点，认为“巴，中国西南古代民族，活动于商代后期到南北朝。居住地域，大致先后在四川东部、陕西南部、湖北和湖南西部一带。西周初期，受周王室分封，在汉水流域建立巴国。”这些史学家们一致认为西周时期的古代巴国主要活动范围在陕南的汉水流域，不在四川境内[19]。从考古发现看，在汉水上游地区的城固、勉县、安康等地都发现有巴文物。最有价值的是1986年安康市汉滨区王家坝商周遗址发现的史密簋，簋底铸铭文记载了在周王朝担任“师”之职的巴人师俗和在周王朝担任“史”职的史密，率领族人东征，受周王嘉奖的史实。1973年汉中市勉县茶店子出土的“巴式铜矛”是巴族龙支系在这一带活动的佐证。1974年安康月河北部出土虎妞镦于及巴式剑、戈、矛及青铜乐器，也是巴族文化的实物依据[20]。

《华阳国志·巴志》明确记载：桑、蚕、麻苎、鱼、盐、铜、铁，丹、漆、荼、蜜、灵鬼、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枝，蔓有辛蒟，园有芳蒻、香茗。巴族在西周初年成了宗周的封国，既是封国当履行封国的义务，所以当地出产的茶叶和漆等产物，作为贡品敬献朝廷，至今陕西漆的产量仍然占到全国的三分之一。这是关于贡茶的最早记载，将我国贡茶的历史提早到了西周时期。还明确指出，巴国进贡有园栽的香茗，由此可知陕南的巴人至晚在西周已开始了茶叶的人工栽培历史。《华阳国志》是信史，可以认定：3000年前陕南的宗姬巴国，已向朝廷敬贡茶叶，并开始在园中栽培茶叶，成为中国最早的种茶、产贡茶的地方。（二）陕西古周原地区形成了中国最早吃茶的习俗人类饮茶文化是社会文明发展的产物。陕西人吃茶的历史可追溯到神农时期，到了西周时期关中地区民间形成了吃茶风俗。《诗经》中《大雅·绵》和《豳风·七月》是古代流传于陕西关中西部古周原一带的民歌。《大雅·绵》有“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的诗句，意为周原肥沃广大，锦葵“荼茶”如饴糖（麦芽糖）一样的甜美。其中“堇荼”就是锦葵和茶两种植物混煮的茶食。《诗·邶风·谷风》说“谁曰荼苦，其甘如荠”，这里说的“荼”是指茶而不是苦菜，因为只有茶才会因制作方法或茶汤的浓淡不同有苦有甘，苦菜的味不会有甘，而且在这两段诗中说的植物、气候、风土人情、河流都是陕西的事，如泾以渭浊、我有旨蓄（储藏的腌菜和干菜）、亦以御冬、北风其喈（疾貌的意思）。《豳风·七月》中有“采荼薪樗，食我农夫”句，说的也是以茶为原料，煮作羹食，且是一种农夫食用的大众食品。可见当时周原一带，食茶之风相当普遍。

在这一历史时期，诸侯贵族这个特殊群体中，也有饮茶的习俗。《周礼》将这个群体的食用饮料概括为“六饮”、“五饮”[21]，其中都提到“浆”这种饮料。《说文》云：“浆，酢浆也”。据考证，这是一种茶饮料，由茶与米汤加工而成，有解渴、充饥功效。史籍中有百姓提着干粮、捧着浆欢迎王师的描述。《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六十九》载：“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卖浆至少在西汉时期已成为一种产业。这说明，至少在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平民百姓习以为常的饮料就是茶。

以上分析得知：当时在陕西地区的百姓，已经把茶作为日常食用品，即以茶当菜，煮作羹饮，用茶的目的一是增加营养，另是作为食物解毒。王室贵族由于锦衣玉食、美味佳肴，不存在以“茗菜”来填饱肚子，在上层人士中更有可能把其作为一种高贵的礼仪予以传播。

三、秦国的军事文化推动了陕西“茗饮之事”向蜀地及长江流域的传播

文化传播在中国古代受地域、民族、政治等影响往往非常缓慢，必须以大的社会变革为推力，实现文化之间的迅速交流、融合。饮茶风俗也不例外，它的第一次大面积传播，就是伴随“秦人取蜀”这一历史事件开始的。正如顾炎武先生《日知录》所说的“秦人取蜀后，始有茗饮之事”。

（一）秦部族在陕西关中地区建国，传承了周王朝的“茗饮之事”

从历史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西周的首府之地已经有“茗饮之事”。茶圣陆羽的《茶经》记载：“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据历史记载：周公旦“不就封”，留佐武王，未去曲阜上任，一生活动的主要地区是在陕西。参照《诗经》有关“荼”的章句，我们有理由认为，第一个记载茶事的鲁周公关于茶事的信息，主要来源于陕西秦岭南北一带的民间。据《周礼》记载，西周宫廷设置“掌荼”官职，这说明茶作为珍贵饮料，已经进入西周宫廷。这里，我们可以将相关的历史事件联系起来，进行逻辑推理：据史书记载大约公元前1066年，武王联合南边的民族伐纣，而后巴国首次将所产之茶作为贡品；几年后周公辅佐周武王，亲自制礼教民，形成《周礼》，并设置“掌荼”官职。这两个事件的发生，相隔不过数年，周王朝就把茶事列为国礼，足见周王朝对茶事的重视程度。可以说当时关中地区代表着最先进的“茗饮之事”。秦国作为周朝的诸侯国，周王室“茗饮之事”也必然被秦国作为国礼。此时“茗饮之事”已逐步由王室的一种礼仪，向诸侯大夫甚至百姓饮茶风俗转变。

（二）“秦人取蜀”推动了陕西“茗饮之事”向蜀地传播

顾炎武先生说“茗饮之事”是随着巴蜀被纳入大秦帝国的版图而开始向外传播的。据史料记载，公元前316年，秦国乘巴、蜀互相攻战之机，派大将司马错灭巴、灭蜀，又攻楚，置汉中郡[22]。两年后，即公元前314年，“秦封公子通于蜀，以陈壮为相，置巴郡，以张若为蜀国守，移秦民万家实之”。根据史料推测“茗饮之事”的传播应发生在公元前316年司马错取蜀两年后，即公元前314年的大移民。这次大规模的移民，秦王的意图有三个：一是因频繁的战乱，蜀地人口急剧减少，需要填补；二是为了垦荒发展经济；三是为了“掺沙子”以稳定民心，不失为巩固“新生政权”的良策。从历史的发展规律看，民族文化往往是先进的文化辐射影响落后的文化。蜀国与秦国相比文化方面明显处于劣势，关中地区在西周时已有茶记载并成风俗，而蜀地在汉代前未发现涉及茶的任何记载，并且被认为是化外民族。这次大移民完全达到了秦国的政治目的，秦国的文化极大地影响了蜀地文化。陕西饮茶风俗传入蜀地，形成了蜀人争相效仿的生活方式。因巴蜀之地适于茶树生长的地域广大，在秦末汉初未受战争影响，茶叶产业在蜀地得到飞速发展，并在蜀人日常消费的基础上逐步商品化。公元前308年，秦武王“率巴蜀众十万，大舶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 [23]，茶叶也因此传播到长江中下游各地。随着各地交通、商业贸易的发展、文化交流的加强，种茶、饮茶之风逐步扩大，以关中为起点，先四川，到中原，后东南，逐渐辐射到了其它地区。

我完全赞同顾炎武先生的观点，“茗饮之事”是秦国军队取蜀、秦民移蜀之后，才从关中地区迅速向外地传播的。

四、唐长安的茶文化辐射全国乃至世界，确立了茶的国饮地位

陕西长安作为13个朝代建都之地，成为一切文化现象的发源地和聚焦点而辐射全国，茶文化也不例外。唐长安接受华北、江南和巴蜀茶风的影响，以其特殊的地位和文化的积淀，使中国茶文化在长安完成了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宗教文化）及政治（茶政、茶法体系的形成）、经济（茶产业体系的形成）的完美结合。

（一）创造了最为辉煌的盛唐宫廷茶文化

宫廷用茶在重大礼的周代已有记载。《山海经·南山经》载有“祝荼”、“桂荼”，及以茶献祭。《礼记·地官》载有“掌荼”、“聚荼”，即专门主管以茶祭祀的小官。《尚书·顾命》记载了周成王临终关于丧事的遗嘱，内有“王三宿，三祭，三诧”句，此处“诧”即“茶”。汉代饮茶之风在宫廷盛行。据班固《汉书·赵飞燕别传》，记载赵飞燕因侍帝不谨，连品茶的资格也不够，说明汉代宫廷已非常注重饮茶。《隋书》记载隋文帝为治头痛而煮茶为饮，这是我国最早的有关皇帝饮茶的记载[24]。唐天子对茶事的投入，更将宫廷茶饮推向了极致。唐代宫廷对饮茶之道十分重视，皇帝和官员将茶作为国家礼仪。宫廷饮茶主要在以下场合：娱乐、王子公主婚嫁、殿试、内廷赏赐、清明宴、帝王清饮、供养三宝、赐茶、接待外国来使、祭天祭祖等。大历元年（766）与大历五年（770），朝廷先后在宜兴和顾渚设置了“贡茶院”，专门进奉宫廷御用茶叶。每年宫廷举办规模盛大的清明茶宴，其仪规大体是由朝廷礼官主持，有仪卫以壮声威，有乐舞以娱宾客，香茶佐以各式点心，出示精美的宫廷茶具，以茶事展现大唐威震四方、富甲天下的气象，显示君王精行俭徳、泽被群臣的风范。唐人张萱所绘《明皇和乐图》和佚名氏所作《宫乐图》对宫廷茶会有生动反映。德宗时宫女诗人鲍君徽的《东亭茶宴》和《惜花吟》（《全唐诗》卷7），也成为大唐长安宫廷茶文化的真实写照。

涉及茶具，特别要提到1987年5月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宫廷茶具。这套茶具系唐僖宗李儇御用珍品，包括鎏金飞鸿球路纹银笼子、壶门高圈足座银风炉、鎏金壶门座茶碾子、鎏金飞鸿纹银匙、鎏金仙人驾鹤纹壶门座茶罗子、鎏金人物画银坛子、摩羯纹蕾纽三足架银盐台、鎏金伎乐纹调达子、鎏金银龟盒，另有系链银火筋、琉璃茶盏、茶托等，共计27件。其中，有富丽堂皇、璀璨夺目的金银器茶具；有凝霜澄水、玲珑玉润的琉璃茶具；有失传已久、青中泛白的秘色瓷茶具。中外茶学界、茶文化界、茶禅界的专家一致认为：唐代宫廷茶具是迄今为止世界文化史上发现时代最古老、器形品类最完整、制作最为精美、华贵的茶具，堪称国宝。它展示了从烘焙、研磨、过筛、贮藏到烹煮、饮用等制茶工序及饮茶的全过程，证实了唐代宫廷茶道和茶文化的存在，代表了唐代茶文化所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境界，印证了中国是世界茶文化的摇篮和发祥地。

（二）开启了“茶马互市”的先河

“茶马互市”，是我国唐宋至明代时针对少数民族施行的一项以茶易马的贸易制度。唐朝中期茶风鼎盛，周边少数民族由于其饮食结构多肉食，“四夷”渐如唐人“一日不可无茶”了。《封氏闻见记》载：“（饮茶）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纥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旧唐书》卷173记载：茶叶已经成为少数民族生活必需品，与柴米油盐一样不可须臾或离。《新唐书·陆羽传》：“天下普遍好饮茶，其后尚茶成风，回纥入朝，始驱骡马互市”，这是我国历史上有关茶马互市的最早记载。明代熟悉西北茶马互市情况的杨一清也认为 “自唐世回纥入贡，已以马易茶” [25]。在松赞干布之前藏族与茶无缘，文成公主西嫁吐蕃，开藏区千年茶风[26]，吐蕃民族饮茶之风逐渐盛行。开元年间吐蕃鱼塘在赤岭（今日月山）、陇州（今陕西陇县一带）等处互市，双方交换的物品主要是马匹和茶叶、绢帛等。陕西宝鸡的陇县作为交易点，在《册府元龟》载：肃宗乾元中（758——759）、代宗大历八年（773）、德宗贞元六年（790）、宪宗元和十年（815）、文宗太和元年（827）多次以茶、丝万计易马匹[27]。可见交易时间之持久、规模之大。当时安康、汉中的山南茶的贡献就是为唐王朝换回纥马，是隐性的国防物资。陕西作为古代“茶马互市”的重要场所之一，也是中国古代茶政施行的重要地区，在中国古代民族史和边境贸易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

（三）唐代长安成为中国茶文化向海内外传播的中心

唐代长安成为了中国茶文化的中心，它的影响不仅辐射全国，还传播到海外诸国。公元7—9世纪唐代长安也成为世界茶文化的传播中心。

唐长安茶文化是日本茶道的始祖。隋唐时期，日本在华学问僧充当传播使者，在260年里先后派出19批。公元803年，即唐贞元十九年，日本国第17次遣唐使藤原葛野磨，僧空海、最澄等入唐，他们入乡随俗，耳濡目染，亦成茶僧。空海回国后，于弘仁四年（815）呈给嵯峨天皇的《空海奉献表》中云：“观练余暇，时学印度之文；茶汤坐来，乍阅振旦之书。”最澄（767——822）归国带回了中国的茶籽，建成日本最古的茶园。约30年的留学生活使永忠成为日本国第一茶僧，他归国后掌管崇福寺和梵释寺，率先引进中国的寺院茶礼，据《日本书纪》弘仁六年（815）4月的记载，说嵯峨天皇游幸梵释寺，“大僧都永忠手自煎茶奉御”，这一非凡之举为饮茶敲开了沉重的宫门，为茶成为日本国饮立下头功[28]。

唐长安茶文化促成了阿拉伯饮茶之风俗。唐代茶作为重要商品，自长安出发沿丝绸之路传回鹘、再传波斯并辗转传入阿拉伯各国乃至罗马。唐代中国与阿拉伯帝国往来频繁，我国史书记载，由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到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147年间，曾37次遣使来唐。阿拉伯一带商人到中国的也不少，长安有很多定居落户的、还有在唐朝任职的，逐步接触饮茶之风。阿拉伯人所着《印度中国航海记》载：唐宣宗大中五年（851），“（中国）有一种冲入热水以为饮品的植物……其名为Sakn,中国各都邑皆有贩卖……此物有苦味。”成书于851年的《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对当时中国茶叶也有所记述[29]。至今阿拉伯人饮茶风气很盛，自唐算起饮茶亦有千年历史了。

唐长安是当时茶叶贸易的中心。陕西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成为中国茶外销的贸易中心。生意或在此敲定，货物或在此起运。特别是那些作为中外友好往来的礼品茶赐给臣服大唐的诸番，大概都要在京都长安交接。所以，大唐的茶叶外贸无论在哪里交易，长安都是商业运作的中枢。唐代全国茶叶产量约80万担——100万担，人均2.4斤左右，是建国后人均数的4倍。不难推知，唐代茶叶的出口量很大，沿丝绸之路输往中亚、东南欧和北非占相当大的比例，是外贸的主体商品之一。张骞两次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凿通了丝绸之路，发展了汉朝和中亚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张骞是汉中人，他生于斯长于斯，对陕南当时出产的茶叶十分了解。丝绸之路实乃丝茶之路。明、清至民初，陕西茶在大西北市场占有很大的份额，并沿着丝茶之路远销西亚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伊拉克及北非的埃及、突尼斯、摩洛哥等国。

总之，神农周王、秦皇汉武、唐宗明祖，把茗饮之事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不断向全国传播开来了。唐代中期是中国茶叶大发展时期，8世纪末《封氏闻见记》中说，茶叶从唐中期起从南方传到中原，由中原传到边疆，一举成为举国之饮。所以我国史籍有茶兴于唐或盛于唐之说，正是在唐代茶始有字，茶始作书，茶始边销、茶始收税，唐代茶真正成为一种独立的、全国性的文化和事业。

五、陕西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孕育了儒释道始祖茶文化

陕西作为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与盛行的饮茶之风，为儒释道始祖茶文化出现创造了外部条件。

（一）儒家始祖茶文化。儒家所拥有的地位，是汉代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形成的。唐朝虽尊道教为国教，但对儒释道“三教”始终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方针。据统计，大唐帝国22位皇帝中，对儒释道兼容并包的有17位[30]。古长安作为汉唐王朝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理应成为儒家文化与茶最先结合的地区。儒家茶文化注重的是“以茶可雅志”的人格思想，“以茶表敬意”是“以茶可雅志”的逻辑连续。儒家茶文化表明了一种人生态度，基本点在从自身做起，落脚点在“利仁”，最终达到化民成俗。这是一种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其根源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陕西民间茶礼、茶俗中儒家的欢快精神表现特别明显，人们主张在饮茶中沟通思想、创造和谐气氛、增进彼此友谊。在农村，有客人进门就会敬上一碗茶，以示欢迎、友好与尊重。酗酒会导致斗殴，却没有听说有人因喝茶而打架，这就是传统文化长期以来给人以内在的“规范”。

（二）佛教祖庭茶文化。佛教是东汉末年传入我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盛行，至唐而大盛。大唐皇帝中，有虔诚笃信佛教并迎佛骨舍利者有高宗、武则天、肃宗、德宗、宪宗、懿宗6位皇帝。佛教在唐得到了空前发展，陕西除法门寺外，还出现了汉传佛教七大祖庭：大慈恩寺、大兴善寺、华严寺、香积寺、净业寺、户县草堂寺、百塔寺[31]。在这些佛教祖庭的带动下，形成了独特的佛茶文化，并为茶在唐代中期的兴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佛教重视“坐禅修行”，要求排除所有的杂念，专注于一境，以达到身心“轻安”、观照“明净”的状态。所以要求参禅的僧人要“跏趺而坐”、“过午不食”。由于坐禅中闭目静思，极易睡着，而茶则有提禅养心之用，又可使饥饿感减轻，所以坐禅中“唯许饮茶”。于是在长安佛教寺院饮茶之风大盛，形成了寺必有茶，教必有茶，禅必有茶的风尚[32]。

当时长安寺院十分讲究饮茶之道，寺院内设有“茶堂”，是专供禅僧辩论佛理、招待施主、品尝香茶的地方。法堂内的“茶鼓”是召集众僧饮茶所击的鼓。另外寺院还专设“茶头”，专管烧水煮茶，献茶待客，并在寺门前派“施茶僧”，为香客施惠茶水。寺院中的茶叶，称作“寺院茶”，一般用途有三：供佛、待客、自奉。僧人待客以中等茶，自奉以下等茶，供佛则用上等茶。“寺院茶”按照佛教规矩有不少名目，如每日在佛前、堂前、灵前供奉茶汤，称作“奠茶”；按照受戒年限的先后饮用的茶，称作“戒腊茶”；化缘乞食得来的茶，称作“化茶”等等。在茶事实践中，茶道与佛教之间找到了越来越多的思想内涵方面的共通之处，形成了“禅茶一味”。

佛教的祖庭文化孕育了和谐、雅致的佛教茶文化，成为陕西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饮茶风尚的普及并向高雅境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道教始祖茶文化。终南山作为道教的发源地，成为各方道士、居士修身悟道的圣地。道教徒静坐息心、炼气健身的时候，就将有提神醒脑、对气血经络疏通开导的作用的茶，作为不可缺少的饮料，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道教茶文化。

道家崇尚清静无为，于自然恬淡中求的生命的延续与超越。而茶契合自然，采天地之灵气，茶性俭而清和、自然淳朴，道家认为长期饮茶可使人轻身换骨，除却污浊之气，又可修心养性，有助于修炼。因此道家对饮茶十分重视，并为茶道注入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与“崇尚自然”的美学理念。他们还认为茶是通灵达仙之物，并影响世人使其成为祭天地、祭神灵、祭祖先的祭品奠物。《睽车志》记载“米元章知无为军，喜神怪……每得时新茶果之属，辄分以馈神”。连民间小神也不例外，唐罗隐《送灶诗》：“一盏清茶一缕烟，灶君皇帝上青天”。道教的斋醮科仪中普遍用茶，南宋《上清灵宝大法》云：“上帝三宝前，列茶汤”。道教香、花、水、果、灯五供中，水一般用茶为之。茶最早为礼也与道教有关，一些论风俗起源的书载：献茶给客人的仪式源于涵谷关尹喜，他在老子西出函谷关时，奉献一杯金色的仙药。这在道经《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中也载有：“老子出涵谷关，令尹喜迎之于家首献茗，此茶之始。老子曰：食是茶者，皆汝之道徒也”。

陕西茶文化是产生于特定时代的综合性文化，带着农业民族的生活气息和艺术情调，追求清雅，向往和谐，洋溢道家的浪漫理想，可以说陕西茶文化的发展与“道”结下不解之缘。

六、陕西茶商在明代创造了中国茯砖茶的始祖文化

明清以来“泾阳茯砖茶”一直独霸西北市场，也是民族地区特需商品。西北谚语“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痛；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就是其真实写照。这里我们透过“泾阳茯砖茶”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地位，来揭示其背后那种深厚的中国茯砖茶始祖文化。

（一）明清时期陕西商帮商垄断了西部地区的边茶贸易。

陕西商帮在明代指来自紧相邻接的西安府的三原、泾阳县和渭南韩城等地的商人。明清时期，中央政府为了巩固边防，在陕西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布马交易”等特殊的经济政策。当时的陕商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发挥独有的地域和物产优势，输茶于陇青、贩盐于川黔、鬻布于苏湖、销烟于江浙，形成了以泾阳、三原为中心，以西北、川、黔、蒙、藏为势力范围的西部商业资本集团[33]。以财雄势宏被尊为“西秦大贾”或“关陕商人”。

边茶转输是陕西商帮从事的大宗商品流通领域之一。明清时期政府实施茶马交易，率先立茶马司于陕西等处，将西北边茶作为军事物质专营；成化五年明政府放宽政策，部分茶叶进入商品流通；弘治三年推行了“开中边茶”，由官收官销改变为官督商销，西北边茶进入了大规模商运商销的阶段。自此陕西商人尽占边茶贸易的天时地利人和，垄断了西北边茶贸易。明清时期泾阳县经商者特多[34]，其中从事长途贩运的商人结成帮会，即“泾阳帮”，常从湖南等省购入茶叶。为便于长途运输，将茶叶经过炒制，加工成砖茶，用牲口驮运到青海、新疆、内蒙，卖给当地牧民。据清道光年间，卢坤撰《秦疆治略》文中提到：泾阳县，官茶进关……另行检做。而检茶之人，亦有万余。由此可见当年茶叶生产规模之大，管理之严。据查计：泾阳县经营甘引者五十四家，陕引者三十二家，共八十六家，每年过境砖茶数量多在二百万斤。西南边茶亦称汉藏边茶，当时明代边防的重点在西北，西南边茶政策稍宽，陕商从事西南边茶贸易的队伍不断壮大。在明代输茶入藏的四川南路边茶贸易也操纵在陕商之手，由陕商把康定由一个小山村变为番夷总汇，当时茶棉绸大字号多为陕籍，陕西街成为当时最繁华的商业街。据《西康纪要》载陕商泾阳人刘兴义在雅安开设的“兴义茶庄”每年的利润不少于16万两，王桥的于家利润10万两以上。

陕西商帮西部边茶贸易中不可撼动的地位，使占地理交通之便的泾阳成为了明清时期西北地区茶叶加工中心、销行西北的茶叶集散转运中心。

（二）早期的茯砖茶是明初陕西商帮以陕南茶为原料筑制的一种紧压茶

茯砖茶出现的时间，在茶学界有争议。很多学者认为茯砖茶出现于明末清初，一般解释为：1644年前后，陕西泾阳采用湖南安化黑毛茶为原料，在伏天手工筑制砖茶，故称“伏砖茶”；以其药效似土茯苓，就由“伏茶”美称为“茯茶”[35]。我想这种说法只是学者们对原料来自湖南的茯砖茶的解释。茯砖茶在陕西的发展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发展的过程，远远早于以湖南黑毛茶为原料的茯砖茶。

茯砖茶的出现最早应追溯到明朝初年。陕西茶叶的生产从明初到1470年有一段“榷茶时期”，洪武四年规定民所收茶官给价，令有司收贮，这样民不得其利，私茶难禁。据史料记载明清时期边茶贸易利润丰厚，西北地区“一块茶（五斤）换一只肥大的羯子，四块茶可换一头牛，八块茶可换一匹马”，西南地区“茶一斤换一羊，十斤易一牛”，边茶一封（18斤）换羊毛100斤是经常的事，边茶的利润一般是50%-300% [36]。边茶贸易的丰厚利润，促使了陕商从事边茶贸易的队伍壮大。据明代杨一清的《茶马疏》的“为修复茶马旧制第二疏”提及陕西茶事云：“汉中府产茶州县……官课岁用不过十之一二，其余俱为商贩私鬻之资”。明王朝颁布了极其严厉的刑法，如私茶出境，斩；关隘失察要处以极刑等。《明太祖实录》、《明英宗实录》还载有走私边茶的“职务犯罪”[37]。但“茶禁愈严，则茶利愈厚。利之所在，趋者澜倒”。走私的边茶因价钱低廉而充实市场，致使政府大量边茶积压。据杨一清“茶马疏”披露：“三茶马司现贮之茶……洮河可足三年之用，西宁可足二年之用，其商私课茶，又日增月益之，以致积久腐烂”。可见当时陕商走私边茶的盛行。

陕西茶商在明政府严查、路途遥远、人背马驼的条件下，既要躲过重重关卡，又要多带茶叶，谋求更大的利润，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小茶叶体积。精明的陕西商人参照团茶的制作工艺，对茶叶进行再加工，制成茶块，然后秘密运往西北地区销售。对茶再加工的过程中，陕西商人们就总结出了一套精湛的制作工艺，为茯砖茶风靡西北奠定了基础。

早期的茯砖茶是以陕南茶为原料。自唐以来，由于少数民族习惯饮用陕南茶，加之地理毗邻运输方便，陕南茶一直是朝廷以茶易马的首选。明朝廷鉴于边境烽火绵绵，敌国又善骑射，加大了扩军备战的力度，使汉中茶作为间接的“国防资源”又升了级别。《明史》载：“用汉中茶三百万斤，可得马三万匹”，可见当时汉中茶价之昂贵。茶的产供销完全成了政府行为，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大发展，在陕南茶区有“其民昼夜制茶不休，男废耕，女废织”的壮观记载。茶叶产量大幅提升，年产量“有至500万斤者”。当时昂贵的汉中茶成为陕西茶商争相贩卖和走私的商品，据杨一清《茶马疏》说：汉中一府，岁课不及三万（斤）而商贩私鬻者百余万（斤）以为常。可见陕西商茶和走私茶贸易占据的份额之大。因此早期的茯砖茶以陕南茶为原料完全可信。

自“茶马交易”以来，当时只有陕南、四川一代的茶由政府控制，成为“官茶”。而湖茶属于私茶，不能随意边销。但湖茶滋味浓厚醇和、量多价廉，陕西商人转移到湖南采购茶叶，掺于汉中茶中以次充好，从而有了“商茶低伪，悉征黑茶”的记载。明万历二十三年，御史李楠请禁湖茶，言：“湖茶行，茶法、马政两弊，……原报汉、兴、保、夔者，准中。越境下湖南者，禁止”。御史徐侨言：“汉、川茶少而值高，湖南茶行之引，无妨汉中，汉茶味甘而薄，湖茶味苦，於酥酪为宜，亦利番也。但宜立法严核，以遏假茶。”后来“户部折衷其议，以汉茶为主，湖茶佐之” 。从上面这段记载可以看出：1、明代时期湖南黑茶以价格低，以民间贸易的方式冲击到了官茶市场；2、湖南黑茶的主要途径是商人到湖南私贩，主要是先贩运到川陕，甚至以川、陕茶名义，进行走私交易；3、湖南黑茶明代中期还是川、陕茶的补充。明末清初由于陕南茶农受官、商双重盘剥，造成“民不聊生，利不胜害” [38]，导致陕南茶叶生产极大破坏。陕西商帮只能从湖南贩茶运至泾阳，加工成砖茶后贩卖西北。这时才正式出现了以湖茶为原料的茯砖茶[39]。

（三）泾阳茯砖茶独特的加工工艺曾经创造了“三个不能制”的神话

泾阳茯砖茶之所以几百年来一直受到边疆少数民族的喜爱，缘于其具有的“金花”成分。所谓“金花”，就是在原料的加工中通过一道特殊的“发花”程序，专门在“砖块”中培养“冠突散囊菌”，有化腻健胃、御寒提神的饮用功效。特别对游牧民族而言，主食牛肉、羊肉、奶酪等，缺少蔬菜水果，长期饮用茯砖茶，能够帮助消化，有效调节人体新陈代谢，对人体起着一定的保健和病理预防作用。数百年来，茯砖茶以其独特的功效，与粮、奶、肉并列，成为西北地区各族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也是少数民族群众探亲访友、过年过节相互馈赠的首选礼品，被誉为“中国古丝绸之路上神秘之茶”、“西北少数民族生命之茶”。

泾阳茯砖茶作为黑茶中的娇子，长期以来 “三不能制”的说法，给它增添了不少神秘的色彩。茯砖茶有其独特的制作工艺：一是离了泾河水不能制；二是离了关中气候不能制；三是离了陕西人的技术不能制。“三不能制”之说也说明咸阳的水质和气候无疑是茯砖茶加工的最佳自然资源。直到1953年，在陕西茶工、技术人员的帮助下，在武汉大学生物系教授的指导下，经过三年时间的反复摸索和试验，才实现了在湖南安化砖茶厂所谓“移地筑制”的神话。

茯砖茶是陕西省在茶叶流通中重要地位的见证，是陕西茶人千百年、几十代人奋斗的结果，是陕西省传统民族手工业的骄傲，是陕西人的历史资源和财富。

参考文献：

[1]李三原主编《陕西茶业丛书之陕西茶史》，陕西旅游出版社2007年出版

[2]《论炎帝及炎帝在华夏文明中形成中的作用》，山西学者张辉杰、张玉勤

[3] 《炎黄论》，甘肃学者路笛。

[4] 《炎帝部落早期图腾初探》，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曹定云

[5] 《炎帝。姜炎文化》

[6]《人文之初北首岭》，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石兴邦

[7]《中国史稿》上册，陕西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08页

[8]《炎黄论》，甘肃学者路笛，

[9]2005年宝鸡哲学社会科学课题

[10]《炎黄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11]陈椽教授《茶叶通史》

[12] [27] 丁文《陕西在中国茶产业和茶文化中的历史地位》

[13]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荼，苦荼也”。《尔雅。释木。第十四》：“槚：苦荼。郭璞注：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荼，晚取者为茗”。《神农食经》、《方言》、华佗《食论》、壶居士《食忌》、陶弘景《食录》及《本草》、《孺子方》、《茶经》典籍都明确说“苦荼”就是茶叶。

[14]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载《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15]徐日新《新石器时期渭水上游的生态变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3期

[16]《秦岭植物志》1－5卷记载

[17]载自《荀子·儒效》

[18]《春秋左传研究》卷1，174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9]袁庭栋《巴蜀文化志》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9年5月第一版

[20] [23] 载自《中国名茶志·陕西志》

[21] 《周礼·膳夫》记载说：“膳夫，掌王之食膳羞饮……饮用六清。”郑玄注云：“六清：水、浆、醴、酿（字写作”酉“加”京“，读音同凉）、医、酏。”《周礼·酒正》记载说：“……辨四饮之物，一曰清、二曰医、三曰浆、四曰酏，掌其厚薄之齐。”《礼记·玉藻》：“五饮：水、浆、酒、醴、酏。

[22]《太平御览》卷888记秦惠王更元九年（前316年）云：”秦惠王时，蜀王不降秦，秦亦无道出蜀。蜀王从万余人传猎褒后，卒见秦惠王。“当时汉中的”褒“还归蜀国管辖。此后”惠王以金一筒遗蜀王，蜀王报以礼物，礼物尽化为土，秦王大怒，臣下皆再拜稽首，贺曰：土者地也，秦当得蜀矣。秦王恐无相见处，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蜀人见之，以为牛能大便金。蜀王以为然，即发卒千人，领五丁力士拖牛，成道，置三枚于成都，秦道乃得通，石牛之力也。后遣丞相张仪等，从石牛道伐蜀焉“

[24]《隋书》记载：隋文帝杨坚微时，”梦神人异其脑骨，自尔头痛，忽遇一僧，曰：‘山中有茗菜，煮而饮之可愈。’帝服之有效“。

[25]《关中奏议》卷3杨一清《为修复茶马旧制以抚驭番众安靖地方事》

[26]《藏史》载：”藏王松岗布之孙（即松赞干布）时，始自中国输入茶叶，为茶叶输入西藏之始。“

[27]《藏族茶文化概论》，来源论文天下论文网

[28]《世界各国饮茶之道》中国茶叶在线 2002-06-16

[29]浙江杭州赵天相《介绍二则唐代茶史资料》，原载《茶博览》

[30]［31］后佛居士：《终南禅茶》，长安大兴国禅寺出版

［32］《中国茶文化、酒文化资料大全》

[33] 李刚：《陕西商帮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8页。又《淮盐备要》载：”明中盐法行，山陕之商麇至，三原之梁……泾阳之张、郭，西安之申，临潼之张，兼籍故土，实皆居扬。往往父子兄弟分居两地。“

[34]明代康海《康对山集》载”泾阳县俗美而习敝，民逐末于外者八九“

[35] [38]蔡正安、唐和平主编《湖南黑茶——中国古丝绸之路的神秘之茶》，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36］李刚：《晋徽、浙、陕商帮文化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