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笋和阳羡的独步天下的时代

隋朝的历史不长，茶史资料也不多，但其统一南北和大运河的开掘，为我国茶业在唐朝的蓬勃发展，还是有重大贡献的。史称“茶兴于唐”或“盛于唐”，在唐朝开元年间，北方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夜不夕食，唯许喝茶，由是北方饮茶随禅教的传播也急剧发展了起来，“从邹、齐、沧、棣渐至京邑”，相效成俗。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还较南方为多，所以北方饮茶的风起，这就如有些记载形容那样，“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也直接促进了我国茶叶贸易和南方特别是太湖地区茶叶生产的发展。

在六朝以前，太湖地区的茶叶产地，如上所说，有文字记载的，只有宜兴、长兴和乌程等处。这当然是不全面的，因为加《异苑》所说，剡县（今浙江嵊县）有人“好饮茶茗”；《永嘉图经》讲到永嘉“有白茶山”，反映晋和南朝时，饮茶和茶业已一直扩展到了浙江沿海，这时太湖地区种茶，自然不会只局限湖西一隅的。这从唐朝陆羽《茶经》中，也多少可以找到一些旁证；如《茶经·八之出》中载，“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润州、苏州又下。”从这一记载来看，太湖地区在南朝以前，除西部的湖州、常州而外，东部的杭州和苏州，大致也已产茶，因为这些地方种茶，绝不可能适巧是陆羽撰写《茶经》时才开始的。

太湖地区茶业在唐朝的较大发展，除上述北方饮茶的盛起和运河的贯通等社会、交通原因外，陆羽的倡导和宣传，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陆羽是复州竟陵人（今湖北天门），嗜茶而精于茶道，在安史乱离时，曾辗转隐在浙西，在苏州、湖州、余杭生活长达几十年时间，遍游了整个太湖地区和二浙各地的名城大山，除《茶经》以外，他还撰写了《顾渚山记》和《水品》等多种茶叶专著，从而使我国茶叶的饮、制和太湖地区的茶业，达一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此之前，如晚唐诗人皮日休所说：“称茗饮者，必浑以烹之，与夫渝蔬而啜者无异也”；煮茶必须和盐、姜等调料混烹，啜茶就和喝菜汤一样。自《茶经》问世以后，如封演所记：对茶叶的功效，煎茶炙茶的方法都作了论说，特别是其设计的一套茶具，“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于是茶道大行”。陆羽对于太湖地区茶业的贡献，不保在茶叶饮、制方法上的改进和创新，主要还是通过其有关著作的介绍，进一步提高了这一地区名茶和名水的知名度。

如宜兴和乌程的茶叶，在南北朝时虽就有“好茗”、“御荈”的记载，但真正名噪全国和设焙作贡，还是陆羽举和宣传的结果。关于这点，在宜兴重修“茶舍”的碑文上有这样一段记载：“义兴（宜兴）贡茶非旧也，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实典是邦，山僧有献佳茗者，会客尝之。野人陆羽以为芬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荐于上；栖筠从之，始进万两，此其滥觞也。厥后因之，征献浸广，遂为任土之贡。”这就把唐朝湖州和常州贡茶的由来，讲得很清楚了。开始，这里的茶叶没有什么名称，入贡以后，长兴顾渚所产的茶叶，称之为顾渚紫笋或湖州紫笋；宜兴的贡茶，为别于长兴，以宜兴汉时的旧名，称为阳羡紫笋或迳称阳羡茶。如唐人张文规诗：“凤辇录春半醉回，仙娥进水御帘开。牡丹花笑金钿动，传奏吴兴紫笋来。”卢仝诗句则有：“闻道新年入山里，蛰虫惊动春风起。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等等。当时歌咏紫笋和阳羡茶的诗篇还有很多，余不一一。关于湖常2州的贡茶，据《石柱记笺释》按语称：“大历五年（770），始于顾渚置贡茶院。院侧有碧泉涌沙，粲如金星，则金沙泉亦大历后所进也。”迷即是说，在李栖筠试进这一带茶叶以后，便以为定制，至大历五年，正式建立了贡茶院，不但贡茶，连同附近的泉水，也用银瓶封装随茶一则进御。起宽妆贡额的数字不大，至大历时，湖州还只岁贡“一万串”，后来逐年增加，如《元和郡县图志》所记，至“贞元以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湖州一地的贡额，便高达到18400斤。而且，在贞元后，对贡茶的规定和要求，也愈来愈苛刻。如贞元五年（789）后，正式规定第一批贡茶，要在每年清时前赶送到京，以便祭祀之用。对此，李郢在《茶山贡焙歌》中有专门描说：“春风三月贡茶时，尽逐红旌到山里。焙中清晓朱门开，筐箱渐见新芽来。陵烟触露不停探，官家赤印连帖催。……茶成拜表贡天子，万人争啖春山摧。驿骑鞭声石流电，半夜驱夫谁复见。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时宴。”因为这样，所以当时也把贡茶称为“急程茶”。

贡茶对于百姓和当地的地方长官，并不是什么幸事，而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如唐德宗建中二年（781）袁高刺湖州时，就呈诗极言其弊。他在诗中写下了这样一些悲天悯人之句：“动生千金费，日使万姓贫”；“甿辍耕农耒，采采实苦辛。一夫旦当役，尽室皆同臻”；“悲嗟遍空山，草木为不春”等等。对于地方官来说，压来也很大。每年立春后45日，就要进山督造，一直到谷雨结束，都要留在贡焙负责检查。据记载，开成三年（838），裴充做湖州刺史时，就因“贡不如法”被割了职。所以，贡茶对群众和州官，实际上都是一种敢怒而不敢言的苦差事。不过，从茶业的角度来看，它对太湖地区茶业的发展，又无疑是有较大促进和推动的。首先以贡焙周围的种茶情况来讲，在过去和入贡初期，如皇甫曾《送陆鸿浙山人采茶归》诗中所反映：“千峰待逋客，香茗复丛生。采摘知深处，烟霞羡独行”；这一带有茶，但好茶和茶多的地方，还在山的深处。但是，至唐朝后期，如诗僧无可的诗句所吟：“橘青陶暑寺，茶绿隔湖溪”；“月向波涛没，茶连洞壑生”，在湖州和宜兴的航线通道上，“绿茗盖春山”，一路就都是茶山景色了。这一地区贡茶以后，茶园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发展，一是因为贡额的逐年增加，因贡茶需要不得不每年进行一些扩种；再是一些地主庄园，在这里茶叶闻名以后，相率发展种茶，有的甚至专门到这一带购山置地种植茶树。如晚唐名士陆龟蒙，他的庄园在老家甫里（今上海松江境内），因为嗜茶，就特地在湖州“置园顾渚山下，岁取租茶，自判品等”，建立过一个私人茶园。这样，官焙连私园，结果就出现了皎然笔下的这样顾渚茶乡诗境：“鶗鴂鸣时芳草死，山家渐欲收茶子。伯劳飞日芳草滋，山僧又是采茶时。由来惯采无近远，阴岭长兮阳崖浅。大寒山下叶未生，小寒山中叶初卷。吴婉携笼上翠微，蒙蒙香（）罥春衣。”

唐中期以后太湖西部茶业这种以贡焙为中心的突出发展，无疑影响和带动整个太湖地区茶业的较大发展。这先从产地来说，在唐朝中后期，除上面《茶经》提及的地点之外，在文献中新见的茶叶产地，还有杭州的余杭，常州的金坛、无锡；润州的丹阳，湖州的武康、安吉等县；也即是说，在唐朝中后期，太湖地区的茶叶产地，除长江沿岸少量山地不见记载外，基本上已达到和现在大致相差不多的范围。自然，其时的茶园面积，除贡焙以外，多数如杜牧讲到的茅山茶园情况那样：“十亩山田近石涵”，“云暖采茶来岭北，月明沽酒过溪南”；10亩山庄，又种桑种其他东西，其茶园面积是不能和现在的规模相比的。再以制茶来说，如袁高在《茶山诗》中所吟：“选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不但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艺，而且其时对原料的采摘、选拣和蒸、焙加工，也无不能达到了“至精至好”的程度。这是贡茶情况，一般地方的制茶，当然不可能这样讲究，但其对太湖影响的。

不仅陆羽的茶叶著作，其所撰写的《水品》一类第水质的书籍，对太湖地区饮茶和茶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如张又新在其《煎茶水记》中记及的陆羽第名水20，其中属太湖地区的就有“无锡县惠山寺石泉水第二”、“苏州虎丘寺石泉水第五”，“丹阳观音寺水第十一”和“吴松江水第十六”等处。关于张又新陆羽第水20的说法，历史上是有争论的，北宋欧阳修就提出过可能是张的伪托。不过，从唐朝的其他文献来看，陆羽习惯每到一地，都选用好水煮茶，并且也确实撰写过《水品》一书。如前所说，陆羽隐居和侨寓太湖地区数十年，对太湖地区各地水质进行一些比较和平述，是完全可能因此也是可信的。在此之前，大家对煮茶用水不讲究，经陆羽一提倡以后，名泉名水也就贵重起来；不仅附近居民，百里以外人家的煮茶用水，也往往桶装瓶贮，竞以名水为尚。以无锡惠泉为例，在当时曾被之为“人间灵液”，相传“茶得此水，皆尽芳味”，一时文人墨客，不知留下了多少赞诗。如：“石脉绽寒光，松根喷晓凉。……野客偷煎茗，山僧借净床”；“黄昏飞尽白蝙蝠，茶火数星山寂然”；不仅一些游客和居民就泉烹茶，不分昼夜，流连忘返，甚至有的远在长安做官的，还要人专门从无锡带石泉水去煮茶。无锡惠山本不产茶，这时也随之种起了茶叶。

中唐以后，随太湖地区茶叶生产的较大发展，又因兼运河“水浮陆转”之便，这一地区的茶叶贸易也发展了起来。在一些主要产茶之区，如杜牧《入茶山下题水口草绝句》所描绘：“倚溪侵岭多高树，夸酒书旗有小楼。惊起鸳鸯起岂无限，一双飞去却回头”；反映在茶山脚下，由茶叶贸易而产生的草市，已出现酒楼等带有固定的集镇性质。而且还应指出，这种由茶叶贸易而起的集市，不只限于茶叶产区，也出现在运输茶叶舟车停息的途中。如许浑《送人归吴兴》诗中所示：“绿水棹云月，洞庭归路长。春桥悬酒幔，也栅集茶墙；描写的即茶船往返停驻的水陆码头，着表明太湖地区唐朝茶业的发展，对整个社会经济也起到某种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