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元时的“云南茶都”

云南高原早在先秦时代就有古滇国，在西汉时代就有部分地区成为中原的行政区，诸葛亮南征“平定夷越”后，又对云南的行政区划作了调整。但崇山峻岭和高原深谷把云南与中原隔得远如天涯，同样也阻断了群山中散居的各民族的联系。一直到了南诏国时期，云南才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南诏国通过东征西讨，建立了八大行政区：直辖区十赕区、永昌节度、银生节度（开南节度）、弄栋节度、宁北节度（剑川节度）、丽水节度、铁桥节度、拓东节度，其辖区已包括今天的云南省的大部分和东南亚一些地方。银生节度是当时南诏国的八大行政区之一，境内设有银生城（今景东县）、开南城（今景东文井）、威远城（今景谷县）、奉逸城（今宁洱县）、柳追和城（今镇沅县）、利润城（今勐腊易武）、送江川（今临沧）、朴赕（今南涧公郎）、羌浪川（今越南莱州）、林记川（今缅甸景栋）、大银孔（今泰国景迈）、通镫川（今墨江县）、河普川（今江城县）、邛鹅川（今澜沧县）、茫乃道（今西双版纳）等，治所设在银生城，就是现在的景东县城（开南节度时设在景东县文井镇开南村），它的行政区域包括今天的普洱市、西双版纳州全境、临沧市的部分地区以及越南、缅甸、泰国北部等地，银生城是唐时大理国滇西南的重镇。

樊绰来到云南，从南诏都城太和城到了银生城，考察云南的历史地理和民族风俗，他徜徉在无量山哀牢山间、李仙江畔繁华的银生城里，走在繁茂的茶林里，看当地傣族、彝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采茶、制茶、饮茶，写下前文所述的那段文字，记录下了一段几乎让人忘却的历史。

“茶出银生城界诸山”，云南茶主要产于以银生城为中心的无量山、哀牢山等群山之中，这是樊绰行历南诏之后给云南大叶茶生产范围做的准确解释。“散收、无采造法”，点明当地少数民族采制茶叶方法还十分简单，当时中原一带茶事鼎沸，采茶、制茶已十分讲究。陆羽说：“凡采茶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间。茶之笋者，生烂石沃土，长四五寸，若薇蕨始抽，陵露采焉，茶之芽者，发于丛薄之上，有三枝、四枝、五枝者，选其中枝颖拔者采焉。其日有雨不采，晴有云不采”，接着又说：“晴，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饼茶的制作要经过采、蒸、拍、焙、穿、封七道工序，可谓制作精良。相比之下，樊绰认为银生茶确为“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蒙舍蛮”是南诏少数民族的泛称，也是银生城的统治者，这种以椒、姜、桂一同烹煮的饮茶习俗倒是如今白族“三道茶”的始祖。当时长安一带的饮茶风尚却大相径庭，要先炙茶，然后碾茶罗茶，制成茶粉，才投入沸水中煎煮。水又有讲究：“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茶经》），煎饮十分繁复。至于放姜、葱、薄荷之类，陆羽认为不过是“沟渠间弃水耳”，是不堪一饮的。在银生城豪华的府邸里，当银生节度使传令婢女把一盏又香又麻又辣的醇茶倒进樊绰杯中，这位尊贵的客人不知该作何感想？

银生城之所以成为了滇西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首先是取决于它的重要战略地位，银生往北可直通都城太和城，南可扼制西南诸夷，东西有无量山、哀牢山重山之险、三江之隔，实为战略咽喉之地。另外，据茶学专家和历史工作者的考证，更重要的是它是唐时云南茶的生产和集散转运中心，是云南历史上第一个茶都。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考证过，在《茶经评述》中说到：“银生城古址在今云南景东县，唐时南诏国的重镇，是与波斯、婆罗门等国进行贸易的地方。波斯即伊朗，婆罗门指古印度。茶叶把普洱、西双版纳、临沧这些“瘴疠之地”连在一起，把银生与大理紧紧连在一起，再和遥远的西藏、中原、国外连在了一起。

清朝的檀萃(1725～1806)在《滇海虞衡志》(1799)中说：“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藏族古谚中云：“加察热！加霞热！加梭热！”翻译为汉语就是：“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藏族“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自文成公主唐贞观十五年(641)入藏之后，茶叶便成了藏族人必不可少的饮品，并形成了独特的饮用酥油茶的习惯。

然而西藏虽是茶叶消费大区，但却不产茶，那么唐时西藏的茶从何而来呢？专家认为：主要是与西藏山水相连的云南和四川，特别是云南。唐王朝为控制吐蕃，要求四川和云南限量销售茶叶给吐蕃，但南诏毕竟是一个自主政权，不同于四川，并曾与唐朝反目而与吐蕃结盟，云南茶当时就用人背马驮向大理、丽江、中甸、西藏大量输出。这条跨越崇山峻岭、高峡深谷、雪原丛林的路后来就成了最早开辟，最为著名，最为重要的一条茶马古道，成了维系青藏高原牧民生存的“维生素之路”。

当时的银生城周边大量出产好茶，这些大叶子茶因内含物质丰富，味苦而涩让樊绰喝不习惯，但对藏胞来说却是不可替代的佳品。银生节度及周边茶山的茶叶，源源不断地靠人背马驮运到了银生城，又由商贩用马帮运到大理，运到吐蕃的神川都督府，运到西藏。银生城成了滇藏茶马交易的中心。银生茶是南诏与吐蕃最重要的交易货物和政治砝码，银生茶能为南诏王带来大量的白花花的银子和黄澄澄的金子，茶还真是一棵能生银子的“摇钱树”呢，银生城的得名大约缘于此。银生城得名缘于茶，银生节度的设置也为了茶，当时银生节度所辖地方，威远、奉逸、柳追和、通镫川、河普川、邛鹅川、茫乃道，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连成一片恰是今天的普洱市、西双版纳州及临沧市部分地区，恰恰与今天的普洱茶主产区重叠吻合。

作为银生茶的产地和集散中心，当时的银生城城墙高耸、城郭宽阔，城内街道宽敞，店铺林立，车水马龙，行人如织，一业兴而百业旺，茶叶生产和交易的兴盛带动了整个银生城的兴旺发达。

到了宋朝大理国后期，银生节度废置，但银生茶的影响却不衰减。南宋李石在《续博物志?卷七》中仍记述：“茶出银生诸山，采无时，杂椒、姜、桂烹而饮之”。李石的记录与樊绰惊人的相似。近来有人对樊绰“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提出质疑，认为樊绰没有到过银生，所述为道听途说，须知作为书记官的樊绰在云南生活多年，为写三万字的《蛮书》准备了多少年，查了多少资料，走了多少路，吃了多少苦，还差点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们还有理由怀疑他的敬业精神吗？如果樊绰所述不实，那么，时隔一个朝代的李石在修史时仍然作出同样的结论，恐怕就不能说是一个巧合了吧！樊李二人可是对云南茶记录最早的人。

元代李京在《云南志略诸夷风俗》中提出：“金齿百夷……交易五日一集，以毡、布、茶、盐互相贸易。”金齿百夷指的是滇西南傣族等少数民族的先民，元时景东军民府辖地也是傣族聚居区，宋元时期普洱一带的风土人情与唐时差异不大，茶叶生产仍然以银生（景东）为交易集散中心。时序更迭，岁月荏苒，历史舞台上不断更换着主角，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唐宗宋祖和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都想南图霸业，直至元时才将云南行省划入版图，而云南茶却随着愈来愈深的马蹄印经年累月地输入藏区，并逐渐拓展形成新的纵横于茶区内外的茶马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