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茶苦茶
周作人被认为是现代一流的散文家，他的小品文以通达雅致，平和冲淡为特色，开创了颇有影响的"苦茶派"文学。在现代文人中，他与茶的关系是最为突出的，在小品文中大量地谈茶说茶，有"苦茶庵"斋名，因"吃茶"打油诗惹起风波，作《苦茶随笔》散文集……周作人从小爱吃茶，从吃清茶开始，到20世纪30年代转向吃苦茶，最后用张中行的话说是"因苦茶而苦果"，他的苦果，即是作为同鲁迅并肩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最后成为民族汉奸的悲剧。我们不妨进入周作人的"苦茶庵"，翻开他的苦茶文学，揭开他的"茶壶盖子"，看看周作人泡的是怎样的一壶"茶"。
一、周作人的"清茶" 周作人生于绍兴，长于绍兴，"一直从小就吃本地出产本地制造的茶叶，名字叫做本山"的平水珠茶。他在许多专谈吃茶的散文中，谈到他饮绿茶的习惯。如早期名文，风雅舒缓的《喝茶》，后有《吃茶》两篇、《关于苦茶》，以及1949年解放后的《吃茶》和《煎茶》。他在这些文章中说自己只爱绿茶，而不喜欢红茶和花茶。在1924年的《喝茶》中说，"喝茶以绿茶为正宗，红茶已经没有什么意味，何况又加糖与牛奶"，"我的所谓喝茶，却是在喝清茶，在鉴赏其色与香与味，意未必在止渴，自然更不在果腹了。"而在《吃茶》中又说自己喝茶"根本不讲究什么茶叶，反正就只是绿茶罢了"，"就是不喜欢北京人所喝的香片，这不但香无可取，就是茶叶，也有说不出的一股甜熟的味道"。他除了喝龙井、平水珠茶外，还喝过六安茶、太平猴魁，"都觉得好"，广西的横山细茶、桂平西山茶和白毛茶"味道温厚"，但碧螺春在北京"要碰运气可以在市上买到"。
周作人颇向往"清茶闲话"的生活。"茶添话语香"，"清谈煮茗不论杯"一向就是历史上文人逸士生活艺术的"专利"。1923年他在《雨天闲话•序》中有"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着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为愉快的事"。一年后，在《喝茶》中又说，"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这种喝茶，已充分透露了周作人内心深处固有的传统士大夫气息了。
周作人此时刚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潮头退下，身上"斗士"的光环虽未隐退，但已欣羡这种"清茶闲话"的儒雅雍容的文人绅士风范。事实上，他在北京大部分时间确实过着这种悠闲的生活，读书、写作、吃茶、会友。林语堂在《记周氏兄弟》中还生动描写了他称之为"语丝茶话"的活动。周作人在北京办《语丝》时，常同友人在中央公园的来今雨轩茶馆喝茶闲话，"一杯清茶，几碟白瓜子"，"藤椅古柏下，清风徐徐来"。
周作人以茶待客也很有特色，许多友人记忆深刻。"书房桌椅布置得象日本式的，洁净漆黑茶盘里，摆着小巧玲珑的茶杯"(碧云《周作人印象记》)。梁实秋在《忆岂明老人》中细致地回忆了他在周作人家中吃茶的情景，"照例有一碗清茶献客，茶盘是日本式的，带盖的小小茶盅，小小的茶壶有一只藤子编的提梁，小巧而淡雅。永远是清茶，淡淡的青绿色，七分满。"梁还在《喝茶》中再次提及"抗战前造访知堂老人于苦茶庵，主客相对总有清茶一盂，淡淡的，涩涩的，绿绿的。"谢兴尧亦有类似的回忆文字。
周作人在日记中还有买茶的记载。1949年因汉奸罪刚获释，住在上海友人家中，虽处穷困潦倒之时，仍买龙井茶喝。如日记中记有："(1949)4月10日托纪生上街买龙井半斤费四万三千元(金元券)"，"5月17日买龙井四两，二百万元"等等。在短短的一个多月中，就喝了近500克茶叶，可见周作人的茶瘾相当大，喝茶很费，当然也不排除待客之用。
周作人还对佐茶的茶食自有一番经验之谈。认为"中国喝茶时多吃瓜子，我觉得不很合适"，"茶食应当是清淡的"。在南京水师学堂读书时，常到下关的江天阁茶馆喝茶，对该处茶食"干丝"(豆制品)非常喜欢，还说北京没有好的茶食，极赞赏日本点心"优雅的形式，朴素的味道，很合于茶食的资格"，对家乡绍兴周德和豆腐店的"茶干"印象极深，在《喝茶》中，娓娓絮语，极尽刻画，亲切雅致而有趣味。
周作人还喝过一回友人送的苦丁茶，居然有兴致大翻日本书和古书，考证其来历，将民间可以用来代茶的植物都梳理了一遍。还象学生作植物学实验一样，认真地将杯中叶子取出弄平，仔细观察，"叶长二寸，宽一寸二分，边缘有细锯齿……像龟壳"。曹聚仁却不管他"翻破五车书"的辛苦，专门写了一篇《苦茶》，指出周作人说的苦丁茶"原来是故乡坟头树的一种狗朴树"的结论不正确。
二、周作人的"苦茶" 周作人在20世纪30年代初已有了"苦茶庵"的斋名。在1934年1月正值五十寿辰时，作了两首"吃茶"的打油诗，以"知堂五十自寿诗"为题发表在《人间世》上。因诗中流露的躲在书斋"玩骨董"，"谈狐说鬼""且到寒斋吃苦茶"的士大夫悠游闲适而消沉的生活态度，招致许多进步青年特别是左联的激进青年的强烈批评，责骂他思想倒退，"洞里蛇"，"自甘凉血"，闹了一场哄动当时文坛的风波。阿英就嘲讽"不断的国内外炮火，竟没有把周作人的茶庵、茶壶和茶碗打碎呢?特殊阶级的生活是多么稳定啊。"鲁讯当时作了公允之论，认为诗"诚有讽世之意，其实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只是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周作人不肯承认自己的思想消极，只是说"大家承认我是饮茶户，而苦茶是闲适的代表饮料……"(《关于苦茶》)。
周作人饮苦茶，当然不是说饮茶习惯越来越浓，只是表明自己新的生活形象或者生存状态而已。历史上，文人的最高理想是"奋吾智能"，济世救世，但往往又怀才不遇，开始转向归隐山林，游戏人生，从日常生活的琐碎中寻求艺术的情趣，或纵酒品茗，或吟诗作画以自娱，周作人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开始，到逃避隐退，躲进书斋小天地里吃"苦茶"、玩骨董，正重复了历史上大多数文人的道路。"手拿不动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难到艺术世界里去，这原是无足怪的。"(周作人《永日集》)。所以，他吃"苦茶"，品尝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挤压下的"苦涩"，"苦中作乐"。这正是他原本就认为的"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 ，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中享受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最后，他便开始了"苦茶而苦果"的悲剧。
1937年7月，日本占领了北京，茅盾、郁达夫、郭沫若等许多关心他的朋友都劝他离开北京南下，参加抗日救国工作，但他不肯离开舒适的八道湾，不久在日伪势力下做了汉奸。胡适在周作人附逆前的1938年8月，曾以他俩共同所好的"茶"为隐语，从伦敦寄诗劝他"放下茶钟"，离开北京南下。诗曰："藏晖先生(胡适自指)昨夜作了一个梦，梦见苦茶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飘然一杖南天行……"周作人也以茶为题回信解释不肯离开的原因，"老僧假装好吃苦茶，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周作人在附逆的当时，1939年1月14日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反映他的心境："饱吃苦茶辨余味，代言觅得杜樊川"。他曾在《苦茶随笔•小引》中说，"苦茶并不是好吃的，平常的茶小孩也要到十几岁才肯喝，咽一口酽茶觉得爽快，这是大人的可怜处。"在苦茶庵中隐忍苦住，只有"饱吃苦茶"，余味是什么?"可怜的"苦中作乐的"爽快"。这样一种悲凉、无奈、无助而苦寂的心境，从中走不出来，安于隐忍苦住，由苦茶而苦果也就毫不奇怪了。
三、周作人的苦茶文学 周作人在1945年把自己的文章分为两大类，"正经文章"和"闲适文章"。"我写闲适文章，确是吃茶喝酒似的，正经文章则仿佛是馒头或大米饭。"他还说自己这些闲适的小品文"有如饭后喝一杯浓普洱茶之类而已"，当作"雅玩"、"小摆设"。他认为现代文学的源流是明末"公安派"文学。周作人的小品文同明清流行的"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文学一脉相承，形成了冲淡、清涩、平和为特色，有广泛影响的"苦茶派"文学。曹聚仁说："知堂的文字，淡远移人，如饮龙井茶，耐人寻味"。他的小品文，亲切通达而闲适的趣味，搀杂着几分忧郁、惆怅，平和冲淡的境界，同时注重适度的含蓄，另有一种涩味。在别人眼中冲淡的闲适小品，周作人自己是怎么看的呢?周作人在1942年1月作《药味集•序》中说："拙文貌似闲适，往往误人，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所谓闲适，其实只是外表，真正的是"苦味"，"闲适原来是忧郁的东西"(周作人《风雨后谈•序》)。周作人住"苦茶庵"，品苦茶，作闲适"涩味"的苦茶文学，人生悲剧的"苦果"，竟如此巧合一身!我们也不难理解他因"吃茶"打油诗挨骂而作的辩解。在1935年2月的《关于苦茶》文中用"三个未必然"作内心表白，"对于茶有什么特别的了解，赏识，哲学或主义么?这未必然。一定喜欢苦茶，非苦的不喝么?这也未必然。那为什么诗里那么说，为什么又叫做庵名，岂不是假话么?那也未必然。"这里三个"未必然"欲藏还露，似是似非，是说茶，不全是，借茶发挥，人生的境况，内心的体味，全泡在这壶"茶"中了。周作人的茶，周作人的人生，怎样一个"苦"字!由人及茶，由文及茶，或者由茶及人，来认识周作人，不由得也感慨系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