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调鼎壶铭妙趣多

梅调鼎（1839-1906），字廷宽，号友竹、赧翁等。据慈溪光绪志记载，梅家的先祖梅宽夫为南宋咸淳七年（1271）进士，调慈溪尉，后摄知县事，率义勇应文天祥而战死常州。“调鼎”取自宋代诗人张耒的《梅花》诗：“调鼎自期终有实，论花天下更无香”。在古代，“调梅、调鼎”均指宰相，说明家族对他寄予的厚望。应试时梅调鼎因书法不合“馆阁体”而被拒，从此放弃科举，发愤练习书法，初学颜体，再学王羲之，中年学欧阳询，晚年潜力魏碑，旁及诸家，兼收并蓄，博众所长，融会贯通，刚柔相济，独树一帜。其书风高逸，被誉为“清代王羲之”，是清代书法家中成就最高的一位。有《注韩室诗存》、《梅郝翁山谷梅花诗真迹》、《郝翁集锦》存世。

梅调鼎嗜茶爱壶，尤其是他题铭的多把紫砂壶被收藏界视为珍宝，在中国紫砂壶史上占有一席位置。

创办浙宁玉成窑

大约在清同治至光绪年间（1862-1908），梅调鼎出于文人爱好，得到当地和在上海的爱好紫砂壶的宁波同乡的资助，在慈城林家院内（今慈城粮机厂内）创办浙宁玉成窑，聘请制壶艺人慈城人山农、绍兴人何心舟和王东石等人，主要由他负责设计题铭，也有任伯年等一些上海文化名人参与其中。泥料从宜兴采购，多是本山绿泥，烧成白中泛黄，脂如玉色，宛如珠绯。产品以紫砂壶为主，另有笔筒、水盂、笔洗、笔架等文房四宝和其它杂件，多数有“玉成窑”、“林园”、“调鼎”等落款。玉成窑烧制窑数有限，数量不多，但品位甚高，均为精品。

一般认为梅调鼎所铭诸壶，皆为宁波玉成窑烧造，泥料细而色偏淡，但有论者认为，他的代表作《博浪锥壶》粗砂细泥，黝黑如铁，是否同出玉成窑，存有疑问。

造型、壶铭巧匠心

梅调鼎参与制作的《汉铎壶》、《笠翁壶》、《柱础壶》、《瓜娄壶》、《秦权壶》、《博浪锥壶》均造型独特，尤其是铭文书法精妙入神，短小隽永，清新可诵，妙趣横生，独具匠心，体现出高深的文化底蕴。

先看《汉铎壶》的铭文：

以汉之铎，为今之壶；土既代金，茶当呼荼。

“铎”是一种形如甬钟的大铃，腔内有舌，可摇击发声。舌有铜、木两种，称金铎、木铎。除作为乐器外，还有两大作用，古籍有 “文事奋木铎，武事奋金铎”之说，木铎用于和平时期的文化宣传，金铎则用于战时军事召集或战场上鸣金收兵。

汉铎即汉朝之铎。第一句是说壶型来源汉铎。第二句“土既代金”点出了紫砂壶虽是陶土制作，但价比黄金，清人汪文柏赠紫砂壶名家陈鸣远的《陶器行》诗曰：“人间珠玉安足取，岂如阳羡溪头一丸土。”“茶当呼荼”说的是唐代之前两字同用的典故。

这一铭文琅琅上口，意境深远，机巧中不失幽默。

一款《笠翁壶》的铭文是这样的：

茶已熟，雨正?；戴笠来，苏长公。

该壶的造型为戴笠而坐的老者，“苏长公”是宋代大文豪苏东坡的尊称。笔者才疏学浅，对此铭文不甚理解。顾名思义是一个细雨??的时日，苏东坡戴笠而来品尝香茗。唐代著名文学家、诗人柳宗元有“孤舟蓑笠翁”的诗句，明末清初著名戏曲、小说家李渔字笠翁, 苏东坡爱茶，但笔者在诗文及画作中从没有看到他戴笠的造型与“笠翁”的别号，敬请识者见教。

汉铎壶、笠翁壶为现代著名书画家、收藏家唐云所藏时，已失壶盖, 他请当代紫砂壶大师顾景舟重新配了壶盖。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是一句关于气象的谚语。旧时老房子屋柱下面均有石质柱础，如柱础湿润冒汗，说明天气将会由晴转雨。梅调鼎与王东石合作的《柱础壶》的铭文点出了这一自然现象：

久晴何日雨，问我我不语。请君一杯茶，柱础看君家。

用注茶壶润比喻础润而雨堪称巧妙。

《瓜娄壶》的铭文富有浓浓的生活气息：

生于棚，可以羹。制为壶，饮者卢。

瓜娄系一种葫芦科圆形瓜类，除瓜可供食用外，瓜子及根可药用，有宽胸润肺、化痰清热的作用。“卢”即写出《七碗茶歌》、誉为“茶仙”的卢仝，寓意饮者都可成为卢仝那样的茶仙。

《秦权壶》形似称砣，寓意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时所用称之权。铭文为：

载船春茗桃源卖，自有人家带秤来。

“权”为衡器，桃源卖茶，以壶为秤，堪称奇思妙想。小小茶壶，两句铭文，营造出一种至精至美的文化氛围。这种自然流露出、充满让人想象的意境和妙趣，透露出生活的智慧和幽默，散发出传统文化的特有魅力，生活情趣跃然壶上。

最有意义的当数《博浪锥壶》的铭文：

博浪锥，铁为之，沙抟之。彼一时，此一时。

博浪锥壶原为唐云所藏现藏于上海博物馆。该壶的创意和造型源于历史事件张良刺秦王。博浪锥原为一种特制铁器，当年张良遣力士在博浪沙刺杀秦始皇，惜未击中。铭文的意思是当年铁制的博浪锥用于刺杀秦始皇，如今紫砂博浪锥壶则用来鉴赏品茗，可谓彼一时、此一时也。此铭还有更深的含义：该壶制于清末，时逢外敌入侵，满清王朝对外软弱，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对内腐败民不聊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作者托物寄情，体现了既忧国忧民又无力救国的无奈情怀。酌文撰句到这个份上，足见他的独特匠心与深厚功底。

梅调鼎的这些壶铭机智幽默,充满生活情趣，思维活跃，心态恬然自适，与他呆板、近乎迂腐的处世态度大相径庭。

孤傲自赏不随俗

梅调鼎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但他没有经营好自己的人生。

也许是科举打击对他的影响太大，与他晚年所用的别号“赧翁”一样，仿佛因害羞而避世、隐世，害怕与官员接触，传说一位同乡受李鸿章重托，转弯抹角请他题字，他写好发现有李鸿章的字号，坚决撕碎了已经写好的条幅。他淡泊名利，自甘寂寞，不肯随俗，身为一字千金的书法大家，不肯折腰于肯出大价钱买字的达官贵人、富商巨贾，宁肯固守清贫，孤芳自赏。他曾反用刘禹锡《陋室铭》中的名句并贴在门上：“谈笑无鸿儒，往来皆白丁”。传说他给钱越多越不写，官品越高越不写，反映了他避富避官的内心世界。

据说他的同乡弟子、书法家钱罕（1882-1950），原名钱富，拜师时梅调鼎嫌其名太俗，改名钱罕。实际上功名财富是人类追求的共同目标，只要取之有道，无可厚非。殊不知他本人的“调鼎”大名，也是对功名的莫大向往。

“年年年底少青铜，惟有今年分外穷。薪水用残厨灶冷，衣裳典尽箧箱空。”梅调鼎晚年常有断饮之虞，从他的自咏诗中可以读出难保温饱的困境。死时家徒四壁，无钱葬身，只留下几箩长年丢弃的废字和草稿。几位墨友将这些大小不一、真草混杂、风格各别、支离破碎的剩字残篇编成集子，捐钱印制，取名《赧翁集锦》，到上海义卖时被抢购一空。正是这些断简残篇，集中了他各个阶段之书法大观和艺术造诣，被书家视为珍品。

梅调鼎视书法为生命，他的气节虽然值得称道，但在笔者看来，追求书艺与生活质量并不矛盾，如果他能以开明、开放的心态，不仅可以改变他的生活，还能留下更多的书法作品，他的书法艺术将能得到更好的弘扬和传播，他的人生将更为精彩。笔者在同情他不幸人生的同时，更多的还是扼腕叹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