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道与道教的养生观

晋代郭璞注解《尔雅》说：“今呼早采者为荼，晚取者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此可视为饮茶习俗在古巴蜀的最早萌芽。而巴蜀也是道教的真正发源地，两汉期间，张陵奉老子为教祖，创五斗米教。此后道教在理论和组织形式上逐渐完善，上至帝王百官，下至布衣百姓，社会各阶层都普遍对道教感兴趣，因而影响深远。道教珍爱生命，认为光阴易逝，相信修道可以成仙，从此享受神仙的永久幸福和快乐。道士们认为服用某种含有生力的食物可以成仙，在这点上茶与道教发生了原始的结合。道教以清静无为的态度追求神仙世界，道教遵从的养生理论和服食方术促进了茶事的兴盛与茶道文化的发展。

道教很早就了解茶叶具有轻身换骨的养生功效，在道教未正式形成前，茶便已和神仙结缘，饮茶与成仙的观念就密切联系起来。陶弘景《茶录》云：“苦荼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丹丘子是传说中的汉代仙人，是最早涉茶的道教人物。《神异记》中也有关于丹丘子饮茶的故事。“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予丹丘子也。闻子善具饮，常思见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子他日有瓯牺之余，乞相遗也。’因具奠祀，后常令家人入山，获大茗焉”。这说明至少在汉魏之际，茶与道教已有了某种联系。《续搜神记》中也有仙人与茶的传说，晋武帝时，宣城人秦精在武昌山采茶，遇到一高丈余的神仙毛人，把成丛的茶树指引给秦精。神仙不仅自己嗜茶，还引导凡人采摘饮用，神仙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陆羽《茶经》引述了大量此类记载，说明陆羽相信道士与茗茶关系密切，道教与茶道的关系最为久远。壶居士《食忌》说饮茶可以羽化成仙，恰似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云：“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诗中浸透着道教的神仙思想，体现了道教茶对饮茶得道的追求。《广陵耆老传》也记载，晋元帝时有个老姥，“每旦独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竞买，自旦至夕，其器不减。”官吏捕之入狱，“至夜，老姥执所鬻茗器，从狱牖中飞出。”神话传说将茶事与道教养生得道的思想结合在一起。

道教与茶结缘后，表现道士饮茶的诗歌随之出现，道教思想逐渐渗透到茶道精神之中。温庭筠《西陵道士茶歌》云：“乳窦溅溅通石脉，绿尘愁草春江色。涧花入井水味香，山月当人松影直。仙翁白扇霜鸟翎，拂坛夜读黄庭经。疏香皓齿有余味，更觉鹤心通杳冥。”诗词生动地描写了道士伴茶夜读的情景，品饮着清静无为、契合自然之性的茶，道士的思绪已进入空灵虚无的神仙境界。皎然《饮茶歌送郑容》吟咏：“丹丘羽人轻玉食，采茶饮之生羽翼。名藏仙府世空知，骨化云宫人不识。云山童子调金铛，楚人茶经虚得名。霜天半夜芳草折，烂漫缃花啜又生。赏君此茶祛我疾，使人胸中荡忧栗”。诗歌反映了道士们通晓茶效，领悟茶趣，深知茶味，颇得茶助。皎然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中云：“孰知茶道全尔真，惟有丹丘得如此”，肯定其时道士们懂得茶道的真谛，所谓“一饮涤昏昧，再饮清我神，三饮便得道”。由于道士饮茶、识茶，古代常有皇帝向得宠道士赐茶。《太平广记》记载：开元中，道士申元之为玄宗宠幸，玄宗“命宫嫔为申元之侍茶、药”。《南部新书》亦载：唐肃宗赐给道士张志和奴、婢各一，张志和将他们配为夫妻，“使苏兰薪桂，竹里煎茶”。道士中也出现了一些优秀茶人。如唐代吕岩，即道教“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其《大云寺茶诗》中“幽丛自落溪岩外，不肯移根入上都”的诗句，以茶自喻，宁可“自落”山林幽居，不肯在上都为官，茶性正好契合了茶人淡泊名利的平常之心。

道教追求长生不老，认为清静无为是养生要旨，这与道家创始人老子、庄子的思想一脉相承。老子提出“为无为，则无不治”，应该“致虚极，守静笃”。庄子进一步发挥了老子清静无为的思想，在《庄子》中谈到长寿的秘诀是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体就会自然健康;必清必静，不要动摇你的精神，就可以长生。老庄认为清静无为有助于养生长寿，而养生的关键是淡薄名利，洗却宠辱，看破生死，保持心地纯朴专一，奉行清心寡欲、与世无争的养生之道。道教吸收了道家思想，要求人们追求精行俭德、澹泊自守，企求人寿年丰、世事和平，达到清静之境。道教认为心是一身之主，百神之师，静则生慧，动则生昏。虚静可以推天地，通万物，因此“静”也成为道教的显着特征。茶道精神与道教思想是相辅相成的。茶清静淡泊，朴素天然，无味乃是至味。茶须静品，只有在宁静的意境下才能品出茶的真味，感悟品茶的要义，获得品饮的愉悦。静品才能使人安详平和，实现人与自然的完美结合，进入超凡忘我的仙境。道教和茶道在“静”的方面高度契合。无论是宫观道士的品茶礼仪，还是现代兴起的无我茶会，以及闻名于世的日本茶道，都体现着清静自然的哲学思想。历代文人雅士煎茶、咏茶，追求品饮之中蕴含的超凡脱俗、返朴归真的境界，这正是文人雅士受道教思想和道教文化潜移默化影响的真实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