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和穷，成了老班章村最典型的反差，村民一点点变得疯狂

　　班章古树茶林，茶农们在清晨伴随着“嫩坝山”（哈尼语）上的第一缕阳光，上山采茶，这些古树茶生长在1700米至1900米的布朗山雨林中，最少都有百年以上历史，自古以来，老班章村民沿用传统古法人工养护古茶树，遵循民风手工采摘鲜叶。

　　“妈的，这鬼路，到底什么时候能修好。”

　　三菱猎豹用15迈的速度，行驶在波浪式的山路上，车主杨文嘴里碎碎地抱怨着，右手则不断地在1档和2档之间来回拨弄。在这种山路上，2档以上的档位基本是弃用的。

　　汽车颠簸在路上，两边车轮走过的路面的最高落差会有50公分左右，车子经过时，我们就像坐在一个充分摇起来的摆锤上，车钥匙撞击车体发出的金属声从未停过。路的另一边，便是万丈山崖。

　　杨文的姐姐坐在副驾驶位置上，她时不时地按下电动车窗，向窗外吐口水。

　　“妈的，嘴里都是沙子，吐都吐不完。”每吐一次口水，她就这样骂一句。车台上，一层黄色的灰尘像布一样铺开，在猎豹摇摆间，车内的空气都是乡土的味道。

　　从勐海县城到勐混镇是一条柏油路，从勐混到曼弄村是一条柏油混合拳头般大小的石头铺就的路。这样修路的目的是为了限制汽车在山路上快速行驶。

　　到了曼弄，向右拐，便上了这条波浪式的山路。尽管这条路不限速，也见不到交警的影子，但从来没有司机会超速。

　　“开到20（迈）以上，人的屁股是基本上离开座位的。”杨文说。

　　越过这条长度为32公里的也许是中国最烂的山路，就到了也许是中国最富裕的村庄——老班章。这个因茶而富的村庄，现有127户人家，每户人家采茶的年收入均超过百万。从这个村庄出去的茶，也以老班章命名。

　　仅仅在10年前，把这个村庄称为中国最穷的村庄也不为过。那时，他们甚至要到别的村庄讨饭吃，才能保证一日三餐。

　　在通往老班章的公路上，一些广告商会把汽车广告写在四方形的木板上，就地取材，钉在公路两旁的大树上。其中一个悍马广告这样写道：遇山过山，遇水过水。

　　在别的省份，通往乡村的公路上，很难见到这样的广告。在内陆省份，我见过最多的广告是摩托车，还有彩电，最普遍的就是一些床垫广告。

　　汽车一路扬尘，就算仅仅相差5米的距离，也绝对看不清楚前车的尾号牌。扬起的灰尘，落在行人身上，已是一头灰白，就像刚在地上打了个滚。

　　32公里的路盘旋在6座大山上，经过4个小时的颠簸，一个依三角形的山坳而建的村庄——老班章出现了。

　　没人要的茶叶

　　朱琪上老班章村时，已经过了每年春茶最好的采摘期。她是勐海本地的茶商，在老班章茶最疯狂的2007年后进入茶业行当。

　　每年3月，都是最好的春茶采摘期。朱琪那时候压根不敢上来，“卖得太贵了，手上都不敢压货。”此次上山，是应客户要求，买了5公斤茶叶。今年老班章的古树茶最低每公斤可卖到6000元，一些单株的古树茶最高可卖到一公斤6万元。

　　朱琪觉得，这种疯狂类似于2007年。因此，对于她这种小本茶商而言，规避资本风险才是第一位的。“客户要，我就上来收点，客户不要，我就不往这个方向来。”

　　4月的老班章，只有老人还在留守，年轻人基本上都下县城过傣族新年了。在村里，我偶尔见到一年轻人，长方形的鳄鱼钱包紧插在屁股的右口袋里，牛仔裤配黑色的大头皮鞋，头上打着发蜡，闪闪亮。这种90年代初期在广东流行的打扮，被这位年轻人复制到了村里。

　　他也要去县城，出门前，父亲给了4000块钱。他单身的二姐，拿了6000元，至于那个负责家里财务的大姐，他也不知道到底拿了多少钱。“就去县城，玩两天，就回来。”

　　杨文的姐姐觉得，村庄富裕起来后，父母给孩子的零花钱“多得太过分了”。“他们已经忘了穷日子是怎么过的了。”

　　朱琪第一次来到老班章村是2001年，那时她15岁，跟着姐夫上山为村民的房屋安装不锈钢。当时，这个村庄的房屋多数为木质结构。

　　村民的热情给朱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同现在村民的冷漠给她的印象一样深刻。“那时候他们都是用口钢杯泡茶给我们喝。”朱琪说，“现在连一小杯都不舍得给你喝了，顶多给你一瓶矿泉水。”

　　不锈钢安装后，部分村民家里实在拿不出钱，便找朱琪的姐夫商量，是否可以用茶叶来抵部分不锈钢的货款。但她姐夫没有同意，理由是茶叶拿回去没人要。当时，一公斤茶叶最多只能卖到6块钱。

　　朱琪说，如果按照当时的市价，可以换回几百公斤的老班章茶叶回来。“早知道这样，我们换回来都发财了。”

　　在当时的老班章，用茶叶当报酬似乎是一种习惯。“太穷了，拿不出钱，又不好意思让人空手回去，就只能拿茶叶了。”村民杨文说。

　　朱琪的朋友张永德记得，在茶叶还不值钱的时候，老班章村有一个产妇要生了，下山请了一医生。为了感谢医生，这家男主人随手拿了一大袋老班章茶叶给他。医生下山走到半路时，看到路边有两个南瓜，便把整袋茶叶倒在路边，把两个南瓜装回了家。

　　杨政民那时还是老班章村村委会的副主任，他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读过高中的3个人之一。村委会设在新班章，离家10公里，每次回家，绕山路，要走两个小时。

　　当时的勐海茶厂在村委旁边设了一个茶叶收购点。老班章所有的茶叶都是通过这个收购点走向村外。茶农在跟收购点做买卖时，根本没有议价能力。“他们说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杨政民说，那时候收茶叶，并没有分古树茶和小树茶，只按等级分为一二三。

　　如此，村民们摘茶动力没那么积极。他们对茶园也不怎么打理，任由茶树自生自灭，摘茶也只利用农闲时间，买多少算多少。“那时候，只要你愿意，你到任何一家茶园去摘茶叶都没人说你。”杨政民说，也没多少人愿摘，基本都是长在树上，看着茶叶一片一片老去。

　　搬出老班章

　　老班章的茶树在村民不理不睬的态度下逆势生长，这主要得益于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老班章村位于海拔1700米的布朗山区。冰川纪，青藏高原挡住了寒流，让这里成为了地球上古老物种的天堂，最早的茶树就是长在这里。

　　茶树的繁荣并未给他们带去财富，这种环境反倒限制了别的农作物的生长，给村民造成了很大的生活困难。老班章村的土地很难种植别的物种，就连水田的产量也不高。这里5亩田的产量，还不如跟老班章相隔25公里的老曼娥村一亩水田的产量。

　　在这种环境下，吃不饱饭是村民的常态。于是，逃离老班章成了当时很多人的想法。现在的卫东村，以及新班章村都是由老班章村民搬过去后建设的村庄。

　　当时，在没找到合适地方搬离之前，老班章的多数村民只得到周边稍稍偏远些的荒地上开荒，种点土豆，以及水稻等农作物填肚子。杨卫华的爷爷便是开荒者之一。

　　1965年，经多年经营，此地逐渐繁荣，农作物产量也比老班章高得多，杨卫华的爷爷便和其余60户人家商量，干脆搬了过去，不再回老班章。日后，这里为仍居住在老班章的很多村民解决了吃饭问题。

　　刚搬到这里时，村庄取名勐囡。一年后，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这里的村民为了表达他们誓死效忠毛主席的决心，便改名为卫东村。虽然与卫东村仅隔20公里，老班章村民得知文革时，这场运动已进入尾声。如今，这些村庄的村民家里仍挂着毛主席的画像，有些甚至还把瓷砖烧制的画像贴在墙上。看到这个场景，我仿佛穿越到了90年代中期。那时，这种画像在我生活的小县城——瑞昌非常流行，几乎每家每户都会挂在厅堂的正墙。“你们拜佛，我们拜毛主席，都是一样的道理。”当地一位村民说。

　　搬到卫东村头几年，在茶叶采摘季，杨卫东的爷爷还常带村民回老班章采茶。“那时刚搬到卫东村，自己在这边种的茶树还没长起来，空闲时就回老班章采茶自己喝，有多的再拿出去卖。”杨卫华说。

　　回去摘茶叶的还有新班章的村民，他们比卫东村更早建村。

　　他们在新村庄种的茶树长起来后，就很少回老班章了。倒是留在老班章的亲戚常去卫东村或新班章村串门，讨粮食吃。因为路途遥远，又无人愿意打理，搬出老班章村的人就把茶园送给了村集体。

　　当初，老班章的祖先搬到这块土地居住时，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辛苦争来的土地，子孙会因贫穷而逃离。今日老班章村所在地，是现老曼峨寨布朗族先民世居辖地。

　　1476年，老班章村的哈尼族先祖——爱伲人，从毗邻的格朗和山迁至此。他们为了能在这里长久生存下去，便向老曼娥寨布朗先人请求，把老班章村周边的山地、林木、田坝及漫山遍野且已有数百年树龄的大树茶一并给他们。慷慨的布朗先人如数答应。

　　后来，老班章爱伲人为了感谢布朗先人，每年岁末都会向老曼娥寨进贡谷种及牲畜，这个习俗一直保持到90年代末才结束。“那时候人口少，田地又多，大家都够吃。”杨卫华说，后来，人丁兴旺，田地根本不够分，一些敢面对现实生活的人才开始寻求往外面居住，先后经历过两次人口迁出。

　　未迁出的李开华，依然记得去卫东村亲戚家讨粮食的情况。虽然老班章离卫东村只有20公里路程，但他每次都要走一天。“都是山路，很难见得到人。”李开华说，每次串门就带点茶叶，回来就可从亲戚家带一小袋大米。他基本上每两个月就要跑一趟卫东村。

　　搬到卫东村、新班章村“可以吃饱饭”的消息传到老班章后，留守村中的人非常羡慕，包括李开华在内的多数村民在断粮的情况下，都会跑到这两个村庄讨粮。以至于李开华他们都想搬离老班章。

　　最终，李开华还是放弃了。他觉得，先前搬过去的人早已站稳脚根，而自己过去却只能从头开始，“还不如守在老村里等机会。”

　　通往山外的路

　　这个与世隔绝的村庄，当村民们得知文革时，已是1974年，革命已近尾声。为了跟上潮流，他们在村里也搞起大批判，但形式却没有外面世界的那么激烈。他们把一个此前是地主的人拉出来，让他写了一封检讨书交给村委，然后就放回家了。“当时村里人以为这就很厉害了。”李开华说。

　　村庄的节奏比外面的世界总是慢了半拍。老班章村民也想让村里跟外面世界接轨，把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可文化大革命结束了。1976年，毛泽东在北京逝世。可村里得到这个消息已是两年之后，这个村庄仍在继续文化大革命，依然批斗那些前地主。

　　直到有一天，老班章的村民才从来自卫东村的亲戚口中得知，原来革命已经结束了。他们这才明白，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这一次，这些从来没有出过大山的老班章人，终于超过了中国的节奏。1981年，在村民的要求下，他们开始把茶园以及田地分到各户。杨政民说，那时候他们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小岗村。1978年，安徽小岗村18户村民，冒着坐牢的危险，开始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集体的时候，村民的积极性太低了，种的粮食又吃不饱，大家都觉得应该自己干自己的。”杨政民说。直到1982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才明确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建国5年后，布朗山乡政府成立，老班章归其管辖，但因山路遥远，政府人员除了送毛主席画像，基本不到村里。杨政民说，这倒给了老班章村民一个自治的机会。

　　幸好，他们不知道分田到户的危险。“如果知道这样做要坐牢，谁愿意冒这个险啊，就算饿死，也得跟着吃大锅饭。”杨政民说。

　　分田到户后，老班章村民种农活的积极性明显提高。1980年代末，这个村庄的民众终于脱离饥饿。如果天公作美，他们种的粮食刚好可以解决自己的温饱。

　　但茶树上的叶子依然不值钱。当时的中国，可口可乐才是一种让城市人着迷的饮品。10年前，中美建交3个小时后，可口可乐宣布进入中国市场，之后的第三个星期，第一批可口可乐产品从香港经广州运到了北京。

　　为了庆祝粮食丰收，他们在老班章村的空地上跳了一整夜的哈伲族舞。但他们的命运，仍像在茶树上随风飘动的叶子，不可掌控。“那时候真不想别的，能吃饱饭就好了。”杨政民说，也是从那时候开始，他们结束了爱伲人世代狞猎的日子。“那时候田地很远，我去趟我家的田要走13公里，要走3个小时才到，一般男子走路快的话要两个半小时才到田地。当时我们种田的时候，鸡一叫就爬起来，天亮就到田里，那时候真辛苦。”

　　解决温饱后，老班章村民开始不满足黑暗的生活，寻求光明。1992年，老班章村倡导村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从原始森林中的羊肠小道，将几百根水泥电杆抬上布朗山，终结了世代靠火塘和松脂照明的黑暗。

　　“要致富，先修路。”“养两个娃，不如养一头猪。”此后，这种白底黑字的宣传标语，在中国乡村的墙上随处可见。

　　10年后，有了光明的老班章村民开始谋求打通跟外面世界联通的道路。此时，杨政民已是老班章村的副书记。“我们村也要改革开放。”但显然，老班章人执行了标语的第一条，抛弃了第二条。在这个村庄，超生成了常态。

　　4月15日，在下山的路上，杨文指着波浪式的山路，说“这些都是我们当年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的”。他觉得，现在的路已经算得上历史上最好的了。尽管依然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当时，路修到一半，挖到了石头山，用锄头已经很难挖下去了，村民们垂头丧气。杨政民带着两个村民找到县政府。此时，他们正赶上了政府鼓励在乡村修建公路。2003年，中央政府在农村地区启动了一项为期两年的建设工程，准备修建近二十万公里的乡村公路。这个数字，超过了之前半个世纪中国在乡村修建的公路里程的总和。

　　勐海县政府接着老班章村民挖不动的路继续修下去，让这个村庄结束了与世隔绝的日子，也让外地人和老班章人重新认识了茶树上的那些叶子。

　　“突然发现，树上长的哪是叶子啊，都是钱。”杨政民说。

　　长钱的茶树

　　村里修通公路的头一年，在收购站上班的白新文（音）找到杨政民，希望他能单独做点茶叶出来。“只要做出品质，他给我14块钱一公斤。”杨政民说，他乐得不行，当时的茶叶送到收购站每公斤最贵只能卖6元。

　　白新文要了10公斤，但杨政民为了茶叶的质量，只做了5公斤。这个茶叶作为样品带到了广东。当时杨政民拿到了70块钱，这对于年收入不足一千块钱的他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广东老板喝完老班章的茶后，大喜，便再向白新义要茶。随后，白新义以每公斤20块钱的价格向杨政民要了15公斤茶叶。2003年，已从村委副书记改任副主任的杨政民辞掉工作，专心为白新文做茶。

　　2004年，当杨卫华到老班章收购茶叶时，价格每公斤已涨到40元。这年开始，老班章村里开始陆续出现陌生人。“那些广东商人自己到村里来收购了。”杨政民说，村民们意识到茶叶没有那么廉价后，不再主动把茶叶送往收购点，而是留在家里，等待客商上门来收。

　　收购站的人意识到危机，也开始主动上门服务，跟广东商人竞价。此时的村民基本没有市场意识，一般都是客商出多少钱他们就认多少钱。有一次，一客商到杨文家里收茶叶，愿意以每公斤60元的价格收购。杨文听后，把自己恨得咬牙切齿。就在20分钟前，他把茶叶以每公斤40元都给了收购站。当时他还觉得走了好运，一转身，却没想，收入少了好几百块钱。

　　80，120，150，180，200。当年底，老班章的茶叶以这样的速度涨到了200元一公斤。且那时候，还没有大树茶和小树茶之分。

　　上山的外来人越来越多，村里人也开始下山消费。他们买回来的多数是手机，虽然那时村里还没有信号，但都喜欢把手机别在腰上。村民们对另外一种商品——保险柜的需求也很大，因为去县城存钱不方便，村民多数把钱放在家里。

　　在信用社上班的杨春平做了一个统计，老班章村一年的流动资金有一个亿。于是，他开始游说村民把钱存到他所在的信用社。

　　一开始，没有村民理他。“他们都觉得把钱放银行里不安全，他们还是习惯了那种原来的生活，什么都用现金。”杨春平说。

　　慢慢地，杨春平的一些亲戚答应可以试试。当亲戚把这些钱拿到信用社时，杨春平闻到一股霉味，摸上去粘粘的，放到数钞机上，这些钱无法通过。他只得让亲戚拿着吹风机，把钱吹干再存。

　　后来，再去存钱的人都知道，在家把钱晒干了再去县城。2013年底，农村信用社在老班章开了第一个村级银行。仅仅4个月时间，银行的存款额就达到了四千多万。

　　随着时间的流转，祖先留下来的茶树成了他们现在的财富。老班章人开始善待茶树，每年都会给茶园松两次土，除草、剪枝更是经常。茶叶成了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此时，新班章的人开始回到老班章，向村委会负责人索要之前送给村里的茶园。“有利益了嘛，他们当然就想要回去了。”杨政民说。

　　但老班章村民没有人愿意让出分到手的茶园。“隔了那么多年，要不是我们每年去除草，茶树早死了，现在可以卖钱了，他们就想到茶园了，天下哪有那么好的事啊。”老班章一村民说。

　　几个村庄的村民都沾亲带故，他们也不好意思把事情闹得太僵，几次温和的讨要无果后，新班章人只得放弃。卫东村在后面见机行事，见新班章人维权无果，也不好意思向老班章村委开口。如今，一些村民仍在私下说，老班章人卖的是他们的茶叶，花的是他们的钱。说这话时，村民脸上带着羡慕。

　　200、300、400、600、1200……老班章茶一路上涨，疯狂到了2007年。唐海滨是一家茶厂的副总经理，他记得，当时山上的村民还只习惯用现金交易，他有次上山，带了3000万现金，装了几个蛇皮袋。

　　这些钱的一部分最终又通过那条路，回流到县城。城里人对老班章村有诸多抱怨，他们觉得老班章人把城里物价抬上去了。“他们进家电城，就跟进了菜市场一样，什么都不讲价，拉一车就回了。”

　　老班章村民也不知道茶叶到底值多少钱，他们只知道，他们睡一觉起来，价格又涨了。他们觉得不管喊多少价，都会有人要。“那一年真是疯了，外地来收茶的人见茶就要，不仅是老班章，别的普洱茶也是翻倍地涨价。”杨卫华说。

　　在这样的情势下，村民们也学会了随口喊价。有次，北京来的一个茶商向杨政民买茶，杨要1200元一公斤，但茶商只愿出1000元。交易失败，北京茶商走后不久，杨政民转身又遇一茶商，他喊1400元一公斤，茶商头也不回，从随身带的袋子里拿出十几叠钱，数给了他。

　　杨政民拿着钱，还没回过神，茶商就走了。他觉得跟做梦一样，甚至怀疑“那人到底是不是傻子”。

　　部分村民在利益面前开始变得不诚实。在老班章村，我碰到一位东莞茶商，他只准备在山上看看，不买茶叶。2007年，这位茶商在当地收了7户村民的纯料茶叶，回到东莞后却发现，只有两家是纯的，其余5家掺杂了别的次品毛料。这一年，美国次级房屋信贷危机爆发，投资者开始对按揭证券的价值失去信心，引发流动性危机。

　　不仅本村人，外村人也瞄准了老班章。一位外村人趁着夜色，通过山道，把两袋台树茶拖到老班章，第二天一早，以每公斤1200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位茶商。当时，这种台树茶最多值200元一公斤。

　　这种事情终被发现，村民们也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利益需要自己来保护。他们便商量，每两户一天轮流在进村的唯一一个路口把守，不允许任何人带茶叶进村。另外，本村村民也不得作假，一经发现，5年内的茶叶收入要充公。

　　就在老班章村民着急“钱怎么花”的时候，美国的次贷危机终于引爆全球金融危机。2008年，这场危机完全失控。包括老班章在内的普洱茶，应声下跌。普通普洱茶跌回十几块钱一公斤，老班章则跌回2005年的价格——400元一公斤。

　　很多还未来得及把手中的茶叶出手的茶商在这波投资中倾家荡产。黄宏宽在勐海经营一个茶厂，他1000万买进来的茶叶，最后100万就转给了别人。他最终还是扛了下来，“扛不下来的，就跳楼了，勐海就有好几个。”

　　老班章村民的情绪也不太稳定，他们担心，“以后谁还会上山买我们的茶叶？”村民减少了去勐海县城的次数，“把钱存着过日子。”

　　当年11月，国务院推出4万亿投资计划，意在提振中国经济。此时，一家茶厂进驻老班章，建立茶叶基地，愿意跟村民建立长期合作。

　　中国经济在“兴奋剂”中一路高企，老班章的价格在这种趋势下，逐渐回暖。杨政民和许多村民一样，觉得有救了，纷纷与这家茶厂签订了合作合同。“不用愁了，鲜叶摘下来就卖给他们。”杨政民说。

　　尽管老班章村民很努力地采摘茶叶，尽量可能不抛弃任何一片可以茶叶与吊兰用水来泡的叶子，但老班章茶叶的产量跟市场销售的数量永远不成正比。一位知情者说，老班章每年的产量为20吨左右，但在市场上销售的远远超过了100万吨。

　　这致很多人真假颠倒。杨卫华说，前年，一位上海商人向他要10公斤老班章，他特意去了村里一趟，给上海商人寄了过去。却没想，上海商人喝完后，给他回电话说，“兄弟，你怎么可以骗我呢，我以前喝过的老班章不是这个味。”

　　杨卫华把钱退给商人，让他把茶叶寄回来，挂电话后，他再也不联系这个商人了。“喝了一辈子假茶，喝到真的，就以为是假的了。”

　　忧伤的年轻人

　　在古树茶价格上扬之时，杨政民庆幸自己在2000年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

　　那年勐海县政府决定，为了提高茶叶的产量，通过行政命令让茶农对茶树进行低改。“就是把大茶树砍掉，让它重新长枝发牙，这样茶叶的产量就会多出很多。”杨政民这样解释低改。

　　为了鼓励茶农积极性，县茶叶办的人允诺村民，只要参加低改，每家可得一袋化肥。茶叶办的人雇了十多辆摩托车，把化肥送到老班章，杨政民坚决不同意，村民也没一人愿参加低改。茶叶办的人气得连化肥都不要，转身就下山了。“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不能随便砍。”

　　在老班章人拒绝低改时，附近几个村庄的人正在积极地响应政府号召。老曼娥村就是其中之一。“老班章的古茶树都是我们的先人留给他们的，我们要是那时候不砍，我们的茶叶肯定比他们卖得贵。”老曼娥村民玉光先说。

　　“这个政策，在只讲茶叶产量的时候，是很正确的。”回过头看当时的低改，勐海县茶叶研究所一工作人员说。“老班章当时之所以没砍，就是因为他们太懒了，茶叶不值钱，他们觉得劳动付出不值得。”

　　随着时间的流逝，却没想，这种懒为老班章日后积下了巨额的财富。在这种财富还没有套现为人民币之前，老班章的女孩开始向往外面的世界，她们通过村庄那条修好不久的泥巴路，背着行李，奔赴东莞打工。她们再也不甘心复制长辈们的生活——守在村庄，然后等到待嫁之时找个村里的适龄男青年结婚。在通往山外的路修通之前，老班章村的男男女女基本都是村里通婚。“外村的女孩子不愿意嫁进来，嫌太穷了，村里的女孩子又出不去。”杨政民说。

　　小诺（应采访者要求用化名）是老班章村外出打工最早的一批女孩子之一。她坦承，外出打工就是寻找离开村庄的机会。人潮中，她期望找到可以托付终身的人。在工厂里，她认识了一个湖南男孩，嫁了过去。那时，小诺心里窃喜，终于可以过上另外一种生活，“至少可以比村里好。”在随后的几年里，小诺也未带着老公回老班章。那几年里，村里外出打工的女孩基本没有再回到村里。

　　村里的男孩则遵从父辈继家守业的传统，只得在村中从少年熬成白头。大量的女孩外出，导致村里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因此村中至少有10年没有办过结婚喜事，直接导致村小学招不到生源而关闭。

　　这一切问题都在茶树上的叶子套现后迎刃而解。2009年初，老班章茶叶价格开始第二轮疯狂，回到两年前的水平。随后，从来没带老公回过老班章的小诺，带着老公回来了。她发现，只有回到老班章，才可以让她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凭着家族关系，小诺和老公在村里开了一家餐馆——只有4张木桌子。如今，这个村庄总共有了4家餐馆。顾客主要来自于村民。杨政民说，村民富起来后，很多人图方便，就直接叫餐馆送餐。

　　现在年轻的女孩，没人再像小诺一样，去外面改变自己了。她们只想在村里找个好对象。“嫁到外面去，嫁人家太穷，没条件比村里好的，她们不愿嫁，比村里条件好的，又没人愿娶她们。”一村民说。

　　有条件后，村里的男人不再愿意娶本村女人，他们大多以娶外村的女人为荣。“现在大家都比着，觉得把外面的女人接进村了，就是有面子。”杨政民说，如此，导致村里开始出现大龄剩女。

　　10年无喜事后，如今迎来了井喷期。杨政民说，最近几年，他每个月都要喝一次喜酒。当年，村里两个30岁还娶不到老婆的人，在他们40岁之时，各自把外村的姑娘接进了家。“这几年结婚的，30岁上下年纪的人多一些。”

　　村民们希望能像城里人一样住上楼房。2009年，它村成了一个大的建筑工地。政府为了体现老班章的富裕，特意为老班章的新建设规划了一番。村民们终究觉得他们的效率太低，等不及，各自建房。“规划还没下来，就有人开始建了，有一家建了，后面的人都跟着建了。”杨政民说。

　　如今，村里的别墅，越野汽车，城里的商品房，成了老班章每户人家的标配。“都是一次性汇钱买的，没有人会去贷款。”

　　村里的年轻人更多喜欢追求身体上的刺激。一位常到老班章做生意的茶商说，有一次，村里一个年轻人为招待朋友，把他们请到县城一家宾馆，然后端出一盘小麻。

　　2007年后，布朗山派出所每年都要到老班章为年轻的村民做一次尿检。第一次，查出了5位青年跟毒品有染，年龄均在16岁左右。老班章一村民把这视为父母对孩子太宠爱了。他甚至觉得父母给孩子的零花钱多得太过分了。

　　“他们总觉得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杨春平说。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