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状元郎袁嘉谷的普洱茶情缘
一、前言
历史以来，关于普洱茶记载的历史文献如凤毛麟角，并且往往只能看到只言片语，毫无系统可言。而在普洱茶的原产地云南，书写普洱茶的历史文献更是少之又少，云南文化名家不吝笔墨提及普洱茶的几乎为零。
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三：一是自古以来，云南地处边陲，很长时间内，特别是唐代、宋代时期，基本上属于独立王国，未受中央集权管辖，受地理、历史诸方面因素影响，与中原接触、交融相对较少，云南物产不为外界所知也在情理之中。二是中国传统饮茶习惯中，茶类均以绿茶为主，茶品则以龙井茶、铁观音等受到官绅士大夫的推崇，而产自云南的普洱茶在人们心目中被列为“山野之茶”，似乎上不了台面。因此，较长时期内普洱茶未能走向中原被推广开来，饮普洱茶的风尚实也没有大肆兴起。三是到清代时，普洱茶因其社会、经济价值几乎被官方垄断，成为贡品得到皇家认可接纳之后，反而难以在民间大量流通。清人阮福在《普洱茶记》中道：“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以作贡，贡后方许民间贩卖。”普洱茶当时虽名气在外，但因其被列为贡茶，难以进入寻常百姓家，能得以品饮的人自然是很少的。
所幸，在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中，来自云南石屏的历经晚清与民国的文化名人袁嘉谷先生为普洱茶留下了一些珍贵的记录，让我们从不多的文献记载中，一窥当时普洱茶发展的实况及历史文化方面的文献。
二、袁嘉谷先生生平简介
袁嘉谷先生 网络图片
袁嘉谷（1872—1937），字树五、树圃，号屏山居士，以历史学家、方志学家、诗人、书法家著称于世。据资料记载，“袁嘉谷幼年聪慧好学，‘有异禀，强记忆，龆龄嗜学’。他五岁时开始读书，由父亲口授《千字文》、《三字经》、《千家诗》、《大学》等。”袁嘉谷自幼聪明好学，博闻强识，为乡人称道。1887年，袁嘉谷参加科举考试，名列一等，补廪膳生员；1893年，应省科试，名列第一；“1894年，袁嘉谷应光绪辛卯、甲午并科贡试，名列第一。”接着，“应光绪甲午科云南乡试，名列第二（是为举人）。”
20世纪初，已经摇摇欲坠的满清王朝实行“新政”，其中极重要的一条便是变八股取士为经济特科，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保和殿进行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考试。所谓经济特科，前身为“博学鸿词科”，有清一朝，仅有三科。前面两次分别于康熙十七年、乾隆元年开考。光绪二十九年又开经济特科，“皇太后诏举经济特科，命各部、院堂官及各省督、抚、学政保荐，有志虑忠纯、规模闳远、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悉心延揽。并下政务大臣拟定考试事宜……政务处议定考试之制，如廷试例，于保和殿天子亲策之。凡试二日，首场入选者，始许应覆试，均试论一、策一。简大臣考校，取一等袁嘉谷……等九人。”张之洞评袁嘉谷试卷评语：“精博和厚，似姚秋浓一流文字。”大学士孙家鼐评语：“弁冕群英，足添玉堂佳话。”由于袁嘉谷为清特科之第三位状元，故孙家鼐称其为“国朝第三人”。
1904年7月，袁嘉谷赴日本考察学务、政务，著《东游日记》。1905年8月回国。1906年，袁嘉谷出任晚清学部编译馆馆长，广聘博学多才之士，如王国维、罗振玉、高步瀛等。在各方面人才的带动下，学馆编译局作出了重大贡献，研究编写了“统一国之用”的官定各种教材。袁嘉谷曾主持编修了《云南大事记》、《滇绎》、《石屏县志》等书，参与编辑了《云南丛书》、《滇南金石萃编》等书籍，是云南文化史、方志史上的一大贡献。
1909年12月，袁嘉谷出任浙江提学使。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浙江省亦宣布独立。袁嘉谷离开浙江，返回云南。1912年5月，他应蔡锷之聘任省参议员。1913年，第一届国会召开，云南省选举袁嘉谷担任参议院议员。1915年，袁世凯称帝，蔡锷联合唐继尧在云南发起“护国运动”，邀请袁嘉谷担任参议，组织护国军，委办全省团防事宜。当袁世凯被迫取消复辟后，袁嘉谷提笔撰写了《云南护国门碑记》。1916年，袁世凯死去，黎元洪就任民国大总统，组织国会，唐继尧推举袁嘉谷等人入京，由于新的国会很快便沦为黎元洪、段祺瑞“府院之争”的工具，国会不欢而散，袁嘉谷愤然离京，居住于昆明，此后，他在昆明度过了其晚年。
1919年，“嘉谷半生显宦，名重海内，辛亥革命后归滇，并无一椽之屋。时因子女就学方便移居省城，租房困难，家人屡请建屋。得友人相助，多方筹集，于1902年在昆明翠湖北路建房一幢。
1923年，东陆大学（即云南大学前身）于昆明落成，校长董泽以优厚待遇邀请袁嘉谷担任文科教授，主讲国学。袁嘉谷欣然赴聘，此后在东陆大学执教15年。
晚年的袁嘉谷，笔耕不辍，写出了《卧雪堂文集》、《滇南文献备征录》、《卧雪堂诗草》、《卧雪诗话》等著作，将自己的文学、史学、经学思想尽皆写入其中。
袁嘉谷先生著作 网络图片
1937年，“七·七”事变后，袁嘉谷忧愤成疾，卧床不起，随即召集子女说：“人知爱国爱家必以学问经验立其根本，处心积虑者久矣。我则人民知识犹浅，不暇自顾，以大国自豪。人侵我，我不备，战事起，人民涂炭，吾不忍见之矣。”病中起草《责倭寇》一文，未脱稿，竟于1937年12月23日与世长辞，终年66岁。1938年，遵其遗愿，袁嘉谷先生与其夫人张氏合葬于昆明金马山。
现位于云南石屏县的袁嘉谷故居建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为其父袁德洋所建，是一幢木结构二层四合院楼房，典雅清幽、古朴庄重。袁德洋是生意人，原住石屏乡下，长期运百货到普洱、西双版纳等地贩卖，又将普洱茶、食盐运回石屏出售，赚得钱后，在石屏城买地建房。袁家曾经在普洱茶的原产地——西双版纳易武开有“乾利贞”茶庄，后来茶庄搬到石屏，易武还有制茶作坊。
翠湖畔的袁嘉谷旧居 朱仁严 摄影
而位于昆明翠湖畔的袁嘉谷旧居，为走马转角楼合院式建筑，建筑面积756平方米。2011年被列为昆明级文物保护单位。在历经几十年风雨之后，这座清代风格的民居却被改造为餐馆与会所。前段时间因出差到昆明，笔者抽时间想看一看故居内部布置。结果大门紧闭，门上贴着一份地方法院2016年2月份才贴上的关于《买卖合同纠纷》的传票。大门两边挂着一幅不知是谁用木头制作的楹联：“山珍海味须凭酒，身贵容尊全靠文”。这一番光景，令人不胜唏嘘。
袁嘉谷先生自小在云南成长，32岁离滇，时隔八年，在其39岁时又回到家乡。袁先生从小受经营普洱茶的父亲的影响，对普洱茶是多有接触，耳濡目染之下，自然会对这一家乡特产情有独钟。袁先生的著作《卧雪诗话》（以下简称“诗话”）收入张寅彭先生主编的《民国诗话丛编》中，在其《诗话》中对普洱茶有过记载与描述。从这些记录中，我们又能挖掘出更多的有关普洱茶历史文化方面的文献与典故，实在是弥足珍贵。
三、《卧雪诗话》中的普洱茶
（一）《卧雪诗话·卷二》中记载：
普洱茶之名，中国皆知。其见于诗者，燕公云：“看云石上眠湘簟，觅句花间试普茶。”又《人日诸同里小集》云：“宦味且尝燕市酒，乡心聊醉普山茶。”余在都中，见云南北馆壁上碑刻有许瞻鲁少司空希孔联云：“世味但尝燕市酒，乡情惟有普山茶”，因补书，悬之新馆。后许之联，盖本于先许之诗也。普茶著名者曰倚邦茶、漫撒茶、攸乐茶、易武茶；以地分曰凤眉茶、白尖茶、金飞叶茶、尖子茶；以质分曰新春茶、阳春茶、四水茶；以时分尤著者曰蛮松茶。茶产于蛮松，每发芽时，官吏坐索之，苛扰特甚。夷人苦之，遂荒地而不补种新者，今遂绝迹矣。滇诗《重光集》载有“蛮松茶”诗句。
这一段话向我们传达了如下几点信息：
1、开头一句，与清代的檀萃《滇海虞衡志》所记载的“普茶名重于天下”及阮福在《普洱茶记》一文中所说的“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表达的是同一种意思，体现出在清代时期，普洱茶已是举国闻名。
2、从《诗话》的记载来看，清朝时期，已有人在诗词、对联等文学作品中提及普洱茶。
（1）在《诗话》卷二中，袁嘉谷先生记载：“石屏许燕公先生贺来，以恬淡襟怀为康熙时文学侍从。壮年解组，律力于诗，著《赐砚堂》十卷，五古、五律第一。”。许贺来（1656—1725），字燕公，号秀山，石屏人。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科取一甲第30名进士。是年五月初一，授翰林院庶吉士，后改编修，升侍讲。清代云南入翰林院人选，自许贺来开始，故有“开风翰林”之说。许贺来生平以诗古文著称，获有“清华首选”、“清华储相”、“纂修秘阁”、“侍幄开先”等赠匾，光耀门庭。许贺来著有《赐砚堂诗集》、《纪恩集》等十五种藏于家（今云南省博物馆仅存有《赐砚堂诗集》、《赐砚堂诗续集》两种，民国年间版本）。
许希孔，云南昆明人。清雍正元年考中解元，后中进士，翰林院检讨，官至工部右侍郎（正二品）。司空是中国古代官名。西周始置，位次三公，与六卿相当，与司马、司寇、司士、司徒并称五官，掌水利、营建之事。明清时期也是工部尚书的别称。
“后许之联，盖本于先许之诗也。”这句话的意思是指许希孔先生写了刻在云南北馆碑刻上的对联，源自于许贺来先生的诗词。许贺来、许希孔，都是清代时期从云南走出去的为数不多的因科举而走上仕途，并在政治仕途与文化方面均有建树的人物。
（网络资料，谨致以谢）
（2）《诗话》中记录了许贺来先生涉及普洱茶的两句诗词。“看云石上眠湘簟，觅句花间试普茶。”意思是指“公务闲暇之余，性情随意之间，或是把凉席铺在院子里的石凳上，人躺在上面看云卷云舒；或是徜徉于百花丛中寻找作诗灵感；或是与友人共品来自家乡的普洱茶”，这等生活，真是优哉游哉！“宦味且尝燕市酒，乡心聊醉普山茶。”宦味，即做官的情味。乡心：思念家乡的心情。意思则是“在皇都做官，浅酌这国都的酒，却只喝出世态炎凉，冷暖自知；远离故乡，好在还有这普洱茶能寄托思念家乡的心情。”诗词中的沧桑悲凉，恐怕只有游子能理解。而后来的“世味但尝燕市酒，乡情惟有普山茶”一联，则与许贺来先生诗词之意相同。
许贺来先生留下的文字，也说明至少在清康熙年间，云南人也已把普洱茶带至当时的皇城北京，与官绅贵族或是幕僚清流分享，更多的人也得以了解这一云南特产。
3、《诗话》中指出：当时普洱茶产地最为著名的是倚邦、漫撒、攸乐、易武等地。这与乾隆进士檀萃《滇海虞衡志》载“普茶名重于天下，出普洱所属六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蛮砖、六曰慢撒，周八百里。”以及阮福在《普洱茶记》中写到“但云产攸乐、革登、倚邦、莽枝、蛮砖、慢撒六茶山，而倚邦、蛮砖者味最胜”的记载是吻合的，从而也说明云南普洱茶的发展脉络是较为清晰明了的。
4、文中提到普洱茶“以地”可分为：“凤眉茶”、“白尖茶”、“金飞叶茶”、“尖子茶”，应当是指根据普洱茶的产地与外形所做出的分类。笔者认为这种命名和当下普洱茶界流行的“山头茶”的说法大体一样，但这几款茶具体产于云南的何处，文中没有明确。
5、从茶的品质来分类，普洱茶依次以“新春茶”、“阳春茶”、“四水茶”最为优质。按照一年季节的茶叶品质来看，以“蛮松茶”最为优胜。“蛮松”即今天的“曼松”，隶属于隶属于勐腊县象明乡曼庄村委会，为古六大茶山之一，历史上就是知名的普洱茶产地，该地所产的普洱茶均作为贡品进京呈献给皇室。
6、当时普洱茶虽名重于天下，但因其成为皇室贵胄追捧的饮品，自然使普通民众高不可攀。而那些贪官酷吏看到这种稀有物品的价值，竟全然不顾黎民百姓疾苦，贪得无厌地向百姓索取新茶，或者攫取茶农的微薄收入，导致边疆地方的少数民族茶农苦不堪言，不得已而放弃种茶、养茶、制茶，导致茶园荒芜，普洱茶产业也逐渐走向衰落。这一点，对普洱茶产业的发展脉络梳理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7、《重光集》：是云南人许印芳先生选辑的云南诗作汇编。许印芳（1832—1901），字茆山、麟篆，号五塘山人，云南石屏县人，是云南颇负盛名的文学家和教育家。许印芳继云南保山人袁文揆（苏亭）编选校订《滇南诗略》、五华书院掌教黄琮编选《滇诗嗣音集》之后选编了《滇诗重光集》。
（二）《卧雪诗话·卷五》中记载：大栅栏 茶叶
愚若前辈，清暇咏诗，高致不凡。余尝服其“老去怕交新识友，闲来喜读旧藏书”之句，真剑南也。曾赠以茗，前辈答诗甚趣。诗云：“我昔游普洱，品茶意良切。夙闻蛮松佳，未得辨优劣。去乡十余载，此味遂隔绝。归来隐翠湖，渴思颇郁结。君乃惠佳种，补我昔年缺。小聚归云楼，得此助谈屑。色香并佳妙，肺腑俱清洁。宝此故乡味，龙井安足说。”
1、这段话反映的是袁先生曾向“愚若前辈”赠送普洱茶中稀有名贵的“蛮松茶”。从文献资料分析，“愚若前辈”应当是云南人，且深受袁嘉谷先生尊重，其曾离乡十余载，之后又隐居昆明翠湖。
2、从赠诗可以看出：“愚若前辈”曾游历普洱，对普洱茶情有独钟，当时曾听闻蛮松茶的大名，却因此茶不易得，市面上鱼龙混杂，不能辨别真假优劣。离乡十余年后，再也未曾品饮过。回到家乡隐居在翠湖畔，却愈发怀念蛮松茶的滋味。至交袁先生赠送的蛮松茶满足了自己这一夙愿，得此茶，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约上友人在归云楼共饮分享。此茶果然“色香”俱佳，令人神清气爽，又因其饱含浓浓乡情，感觉连龙井茶也无法相提并论了。
3、作者在另一篇《普洱茶流入台湾渊源考证》的文稿中，详细介绍了清道光年间的云南人曹士桂在出任台湾期间，曾多次向同为官宦士绅的同僚、长辈等赠送普洱茶，体现出在当时，普洱茶已经成为馈赠达官贵人、尊长亲朋的尊贵礼品。同样，袁先生向“愚若前辈”赠送的“蛮松”普洱茶，也体现了袁先生对前辈的尊重，更体现出普洱茶的名贵价值。
四、后记
资深普洱茶文化人杨凯先生曾撰文发表在《普洱》杂志，对袁嘉谷先生家族经营乾利贞号、宋聘号的渊源进行详细考证。杨先生的文章中提到：“在袁嘉谷文集中，我只找到他1907年写的一首与普洱茶有关的诗”，该诗为《伍叔葆前辈赠梅，以茶报之》，全诗如下：
计别家山已七年，山南花事梦如烟。
何当共订罗浮约，日暖风轻笠屐天。
琼瑶言报愧非才，九市歌声匝地哀。
只有故乡心一片，普山茶味睡乡来。
杨凯先生认为这首诗体现了袁先生“离家已经七年，思乡之情无日不在，而沉淀在思乡之情深处的，除了亲人，除了乡音，还有就是从小就习惯了的普洱茶的味道。”
普洱茶产于云南，历经千百年的成长与发展，从最初的藏于深山，无人知晓，到清朝时已“名遍天下”，受到达官贵人、平民百姓的追捧，成为云南的骄傲与自豪。而晚清状元郎袁嘉谷先生作为云南本土走出去的文化大家，在其著作中为我们留下有关普洱茶的记载，为普洱茶文化的挖掘和研究留下珍贵的财富，让我们今天能在品饮普洱茶的同时，还能更多更深入地了解和认知普洱茶的发展历史，品味普洱茶文化的内涵与魅力。今世之普洱茶爱好者、普洱茶文化的研究者，能读到这些文字，当为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