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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潮」中共第三个(最后的)“长江局”-“投降主义”负隅独行

2022-04-14 17:54:57热度:108°C

(接上期)

上期聊了第二个长江局,今儿继续说说最后一个中共长江局,也就是第三个长江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与国民党经过多次谈判,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及稍后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1937年8月25日,为更进一步地具体确定中共全面抗战纲领和政策,领导抗战,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南方局,以领导长江流域及南方各省的抗日战争和救亡运动。秦邦宪(博古)为书记,董必武(民运部长)、叶剑英(军事部长)为委员,南方局机关设南京。

秦邦宪(博古),叶剑英,周恩来

​1937年11月,刚从苏联回到延安的王明,对中共洛川会议和会议以来中共中央在统一战线中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极不满意。由于他还担任着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便以“钦差大臣”自居,要求重新研究和讨论党对统一战线及一系列工作的问题。

王明

​1937年12月9日,在王明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又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否定了中共中央原来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毛泽东关于《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在他的报告中,王明提出了他的“右倾投降主义的理论和方针”,叫嚷一切要经过统一战线,一切要服从统一战线。提出要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政府,“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行动”的七个统一。放弃了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和领导权,究其实质,是政治上投降主义的主张。

秦邦宪(博古),王明,周恩来

​由于王明当时刚从苏联回来,打着共产国际的的旗号,再加上国共合作后,实事求是的回顾当年的环境,中共自我约束力的政治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一部分人进入城市,公开身份工作后有了贪图享受,热衷于接受国民党的高官显位。因此,王明的报告得到了这部分有右倾情绪人员的支持,使他的投降主义在会上占了优势。会上,中央决定将南方局改为长江局,王明出任长江局书记,秦邦宪(组织部长)、周恩来(统战部长)、何克全(宣传部长)、董必武(民运部长)、叶剑英(军事部长)、邓颖超(妇女部长)、李克农(秘书长)等为委员,长江局机关设汉口。

​这便是第三个长江局,其成立后,王明在主持工作期间,大搞独立王国、独断专行,全面推行其投降主义路线。

1937年12月25日,王明未经中央同意,擅自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

1937年12月27日,又发表了《挽救时局的关键》。公开宣传他的右倾投降主义,并吹棒“国民党的领袖蒋先生及其他坚决领导抗战的人物,将成为中国的不朽的民族英雄”。

1938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抗战形势与召开党的七大准备工作。王明在会上作了《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仍然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遭到毛泽东、张闻天等政治局委员的驳斥。

1938年3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王明又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而对中央文件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文则拒绝在长江局机关报《新华日报》上刊登,在组织上、政治上藐视中央,对抗中央。

王明主持的长江局,顽固地推行其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致使中共政治力量及武装力量在长江流域,特别是华中地区的根据地建设、群众工作、军事工作等进展落后,错过了徐州失守后,中共军队本应利用国民党溃败后留下的“真空”,进一步发展武装,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时机。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7日,鉴于王明在主持长江局的一年多时间里,大搞‘独立王国’,并对中共中央政策方针反其道而行之,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一致通过了《抗日民族自卫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在政治上基本上克服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并针对王明的一系列错误,制定了党的组织纪律原则的一系列文件。如《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和纪律的决定》等,强调每个党员必须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则。规定中央委员没有受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及书记处的委托,不得以中央名义向党内发表宣言与文章,不得在中央委员会以外对任何人发表与中央委员会相关的意见。

刘少奇

在组织上,由于彼时武汉已经沦陷,中央决定撤销长江局,重新设立南方局,以周恩来为书记,董必武为副书记,负责领导南方各省及国统区的工作。并新设立中共中央中原局,以刘少奇为书记,代替长江局领导华中地区的抗战工作。从此以后,长江流域各省的斗争便在南方局与中原局领导下,开始按中共中央的部署,特别是新四军与华中根据地获得迅速的发展。

项英,周恩来,叶挺

​与之相反的是,受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影响的东南局在项英的领导下,继续推行其错误路线。项英是中共老资格的高级领导人,也是中国红色工运的先驱。其和王明的区别是,其具有坚强的党性,坚决贯彻来自最高层(即共产国际的声音)的指示,但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最后导致了“皖南事变”的发生,自己也被叛徒杀害,壮烈牺牲。给中共和中共武装力量再次带来了惨重的损失。

叶挺(左三)、项英(左四)、张云逸(左二)、周子昆(左一)和曾山(左五)

​第三个长江局,也只存在了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虽然在周恩来等人的工作下,长江局、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新四军武汉办事处等在统战工作、群众工作、救亡工作及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骗为新四军等方面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由于王明推行的错误路线,长江局未能很好地完成中共中央所交给的工作任务,尤其是在正确的统战事宜中,产生了倒向对方的倾向,没能起到更大的作用。

自此,在中共组织中,长江局再也没有出现。

王明,今天可以从历史轨迹出发,从其三十年代之初在上海投机发迹到远走莫斯科,其一生可算个阴险小人,虽然不是叛徒,为个人私欲,权力欲,其手上依旧沾满了中共党人的鲜血。

莫斯科的王明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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